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我们既要防止自满自足，又要避免走上另外一个极端｡所谓物极必反，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走上顶峰以后，向相反的方向的发展｡古人有言，古人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官场和生意场上的普遍规律，也是值得戒惧的另一个方面｡地位与权力互为表里，地位所在必有权力之争｡一旦功高盖主，使上峰感到到威胁，就难免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要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处进思退就成为人生智能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如苏轼在《赠善相程杰》中所说的:“心传异学不谋身，自要清时阅缙绅｡火色上腾虽有数，处进思退岂无人!

    以前尚且说人一走，茶就凉，现在则已经是人未走，茶已凉，人心之难测，由此可见，正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欢乐｡”又何止是越王如此呢?

    所以，事到得意处，便应转思退步，这是是一种见好就收，豁达大度的胸怀，更是一种洞穿利害､以退让韬晦来谋求祸福转化的智能，是对利害祸福高瞻远瞩，而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之中的达观｡

    范蠡的这一认识不仅比文种深刻，也高过后世的韩信等众多英雄｡在越王灭吴以后，他说:“居家则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因此还相印，散财产，悄然远走高飞，避居到太湖一带，逍遥成巨富，潇洒终人生｡

    要处进思退，有时不仅需要智能，更要敢于付出代价，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曾国藩自请解散湘军，就是其处进思退的经典之作｡

    曾国藩是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崛起的，他编练湘军，在八旗军无能为力的时候独力支持局面，也因而在1861年11月受命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政事务，四省的督抚以下的文武，都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成为有清以来权力最大的汉族官僚｡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时的曾国藩可谓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

    随着地位的节节上升，他并未飘飘然，相反却感到十分惶恐｡他想的更多的不是安享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遭到兔死狗烹的厄运｡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

    曾国藩明白，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已经对他多有猜忌，因为他拥有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朝廷却难以不能指挥调动｡满清大臣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让他们来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他自己的下场也难以预料｡

    于是，曾国藩主动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日久，已无昔日之生气，而且沾染了旧军队的恶习，奏请将湘军裁汰遣散｡他想以此表示:曾某人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