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7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

    朱安是不在身边了，但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这点是准确无误的。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的意思。”事实是否如此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付出代价。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如此。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在他归国初期，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子，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当他到了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竖，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也没有什么笑容。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在婚姻大事上又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

    但他已经年届四十，在北京孤独的生活让他从心底滋生了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1919年，他将母亲、朱安、二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他自己没孩子，可买下八道湾房子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分寄往东京，接济羽太的娘家。羽太不知节俭，尽管鲁迅身兼官员、教员，收入不菲，但钱总是不够用。鲁迅渐生不满，但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两人住在不同的院子里，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把朱安送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在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为人们鄙夷的，情形会十分悲惨。对母亲更是恪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他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