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我一生都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一点经常困扰我，我不想做CEO，不想成为公司类型的那种人。其实我很愿意和儿子一起生活，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生活的重心。所以当时儿子死时，我本来不想再回到公司了。然而最后我决定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一些重要的事情，并按这个方向执行下去。”

    李文禁不住要将自己和享利·卢斯进行比较。多年来，他一直在阅读有关这位伟人的传记。而如今考虑到自己该为公司留下遗产，李文便从时代公司的文件目录中精选出卢斯的讲话和信件进行参考。卢斯拥有一切：他是位知识分子、一位有天分的作家（他写散文），李文称卢斯“具有祭坛那样的强大力量”。此外，卢斯还是一个革新者、一位杰出的商人。更重要的是，卢斯的行为是在一只好的道德罗盘指引下。那年8月，李文在亚斯本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卢斯坚信商界领导不仅要追求效率和生产力，而且还必须有一种沉重的为大众利益服务的使命感。我十分同意他这个观点。”

    李文不仅同意卢斯的道德方针，而且认为自己像卢斯一样，也领先于所处的时代。李文认为自己现在就像卢斯1936年为开办革命性的《生活》杂志而开拓新的摄影科技一样，也会领导时代华纳经过数字化革命将媒体与网络带到一起。那年夏天李文预言：“不和数字化信息合作，没有学会在网络时代经营公司，不支持员工，这场革命中无数机会就会毁灭……对时代华纳来说，数字化未来的承诺扎根于卢斯的遗产中，扎根于他所创造的新闻媒体公司的传统中，扎根于他所创造的改革热情中，扎根于他所培养的变革热情中，扎根于他所坚持的价值取向中。这是我欢迎的遗产，是我会尽全力创造的未来。”

    事实上，李文全力以赴致力于卢斯的价值观和数字化革命中，只是将时代华纳作为了一个平台。他会像卢斯一样成为全世界的使者，促进民主，推进自由媒体，坚持履行企业的义务，这是个崇高的信仰。为了表示对亨利·卢斯的尊敬，李文酝酿了一个计划：1999年9月中旬，时代华纳的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者和公司众多最高级的记者将到中国进行11天旅行。在20世纪60年代时代公司全盛时期，时代公司经常组织为期两周、名为“时代新闻旅行”的国外旅行。在那些旅游中，会有公司精选的20个左右美国官员以及时代-生活的记者们和外**事政治领导人见面，这在当时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例如，1966年的时代新闻游，时代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参观了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1969年越南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时代公司的人却大胆到越南参观游览，这是他们为期16天的亚洲游的一部分。此时李文即将进行的中国游将会是旅游中的旅游。1999年的整个夏天，时代华纳都在计划名为“时代华纳新闻游”的每个步骤和每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