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强大。这座大厦大厅的特色是有闪光的钢嵌板，地面则是灰色花纹的水磨石地面，还有两幅巨大的抽象壁画（一幅是约瑟夫·戈尔伯斯的作品，另一幅则是费利兹·格拉纳的作品）。一层的餐厅由亚历山大·杰拉德设计，老板亨利·卢斯的办公室坐落在8层，这层的礼堂由杰奥·庞蒂设计。“这表明了权力的所在地，”当时一位评论家说，“这些办公室整洁利落，显贵豪华，这样的设计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奢华而又简洁。”

    20世纪60年代消费杂志上的广告费中，每美元有33美分流向时代公司的出版物。当时发行700万份的《生活》杂志占了33美分的17美分。美国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求其雇员阅读《时代》周刊。20世纪60年代初，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私人请求，每个星期天晚上，会有专门的送报人员直接从印刷厂送一份刚印刷出来的《时代》周刊到白宫去。

    时代公司上下散发出对自身处于世界核心地位的自信，其公司文化就建立在权威和传统学派的联系上。当时，几乎所有时代公司的员工都是常春藤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新教徒。《时代》周刊出版前几晚，会有打领结的侍者给工作人员端来威灵顿牛肉（包在松脆泡芙饼里有肥鹅酱的牛肉片）和鸡肉（烤得发黄的涂有白乳酪酱的鸡胸肉丝和花椒菜芽），装满饮料的小车穿梭在各办公室。侍者们为《时代》周刊的记者和编辑们提供掺有冰水的威士忌饮料和法国酒，一直到他们的意识变得模糊为止。而在大厦外的大街上，有司机们等着送他们回家。

    公司以外的人很少可以进入时代公司的惟一俱乐部。约翰·格里高利·邓于1959~1964年在《时代》周刊工作，他曾谈到时代公司招聘的系统如何运作：

    “我受雇于时代公司时27岁，是普林斯顿大学57届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位女士和哈佛大学52届毕业生乔治·古得曼约会后悄悄告诉我，她说古得曼要离开《时代》周刊到《财富》去工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动作快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份工作。于是我向《时代》周刊的人事经理申请该职位，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耶鲁大学49届毕业生。《时代》周刊的总编科多弗尤尔·布林格是哈佛大学32届毕业生，他按应有程序对我进行了面试。我穿的那件红黑相间的衣服让他很满意，而年薪7 700美元也让我很满意，所以几个星期之后我就成了《时代》周刊商业版的记者。虽然那时我还不太清楚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对场外交易方式也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