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郡里的官员怕自己落在后头，选中太史慈去追赶州里送奏章的人了。他昼夜兼程赶到了洛阳，马上来到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送了奏章。

    这时州里派出的官员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自己通报。太史慈问他：“你想通报上奏章吧？”州里来的官员说：“是的。”太史慈问他：“你的奏章在哪里？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

    州里的官员说：“你得答应不能弄坏了。”太史慈答应了，于是就把那官员拿的奏章拿过来看。奏章刚一到手，太史慈就把它撕了。

    州里来的官员大叫起来，拉住太史慈不放。太史慈对他说，“你要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你回去就说奏章已经送到，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于是太史慈与州里的官员一起悄悄地回来了。郡里送的奏章终于被批准，州里认为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没有追究。

    信用和诺言最难经受考验的地方就是外交领域。白纸黑字的外交公文和友好邦交的外交辞令在这里用得最多最勤快，但是在背后往往都是外交时机和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外交中，谁能得出来英国外交家德斯累利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必守信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况紧急，必然要靠信义为引子达到目标，而信守承诺又难以达到的时候

    宋朝陶鲁字自强，二十岁时，因为父亲陶成在战争中牺牲，被录用为广东新会县丞。有一次，都御史韩雍下令，要犒劳军队，需要一百头牛，限三天内备办出来。令出如山，众同僚都不敢应承，陶鲁越过同僚承担了这项任务。

    三司和同僚们责备他胡来，陶鲁说：“我决不以这件事来连累你们。”

    于是在城门上张贴布告说：“交一头牛酬谢五十两银子。”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来了，陶鲁马上给他五十两银子。

    第二天，人们争先恐后地牵牛来，陶鲁选取其中一百头肥壮的，按平价给了主人钱，说：“收牛这是韩公的命令，我没有权利多给你们钱啊。”他接期向韩公进献了一百头牛，韩公十分赞赏他，让他随自己担任后勤官员。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拿信用来说事。信用最普遍使用的是爱情领域。但是古今中外，多少悲剧就是由于诺言问题而产生的呀。

    实际上，尾生抱柱并不是信用的例证，而是爱情的见证。要是换了别人，尾生肯定不会那么迂，他想做的不过是为爱情坚守一回而已，跟信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信用是一件道具，是用来作事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而把信用视为一种高贵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