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言。怀柔是一个斗士的战术，已经远离了报仇雪恨的目标。报仇雪恨之残忍是国人助长罪恶更加罪恶的渊薮。

    因为一个苦大仇深的人，心胸只盛得下罪恶而没有公正可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国人就是这样去解决问题而贯穿历史的。再加上那种对好人终得好报、恶人终究遭报应的宿缘借用，仇恨之习便深扎于内心。自己不报也有天替他报，这一个报仇的报字真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孰不知这恶人比你活的还要长久、快活，或者这恶人没得到你报他的仇他就无疾而终了。你便一生难以抒发胸中抑郁之气了。

    又如近年市面上一批由在洋人土地上生活的假洋鬼子也以国人之心写洋人之事的书，也便有了某某在一笔买卖中被人骗了，终于有一天反过来把这个骗子也给骗了，那你有何高明？你不去研究内中失败的自己不足之处，而专注于对一个人的复仇心理，或干脆用这种复仇心理作为内心生活的主宰，那就更是得不偿失了。也许等你去报某人多少年给你的仇时，某人已经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你而莫名其妙呢。这同怀柔心境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用有仇不报非君子来衡量一个人的话，怀柔之术多是小人所为。因为怀柔是一种技术，而自己置之度外，不受其成功得失所左右，直到成功为止。运用怀柔战术没有固定的目标，是一种生存手段，算是对人性深有了解的人。小人对怀柔的运用是针对君子所为的，尤其是以温良敦厚为美德的国人，以道貌岸然来表示对小人的轻视，是因为要以此来掩盖其不可见人的私处，小人正是看中这一私处而使君子失败。国人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多么荒谬，未曾见面就给某人下了断语：普通老百姓便称好人与坏人之分；有点教养的人物便称君子小人之分。三国演义便被国人以忠奸类别，未曾出场便不假思索地认为曹孟德是奸臣小人。

    事是人做出来的，人只有通过做事才能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国人却时常不以事论之而以人论事：好人做了坏事还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坏人办了好事则是别有所图而已。如果这坏人要告诉别人自己做了件好事，就必须把自己所谓小人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直到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好人才能做这么好的事的时候，坏人才会告诉别人这本来是坏人所为的呢。对流行的顺应常常使人忘记了对流行的尊重而去对流行物的趋炎附势，对流行的屈服已成实务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