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是个动态的过程，今天适应不等于明天也适应，一时间适应不等于永远的适应。
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现代管理，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李鸿章、张 之洞等人。当时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 道路。近二十年来，有学者提出，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这条路能走通吗？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使我们成为世界民族发 展史中传统文明延续时间最长、保持最完整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曾遭到数次外族入侵，但 这些“入侵和占领”者，最终都被中华主流文化所融合，而他们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 部分。如北魏王朝、元朝和大清王朝的鲜卑族、蒙古族和满族等等。14世纪中叶，在中亚和 欧洲反犹太人运动中，有一支犹太族人到了中国腹地河南，历经千年历程，这支犹太族人已 完全 与中华民族融合了。
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是优点也是弱点。说是优点，表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是中 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说是缺点，中国是一个不容易变革的国家和民族。鲁迅先生曾痛切： 中国男人为了头上的辫子，两次被杀，第一次是在清朝初年，不留辫子不留头，许多明朝遗 老遗少因此被杀了头；第二次是清末民初，一些不愿剪掉辫子的人又被“革命党”杀了头。 当代人不明白，“辫子”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会因为留不留辫子两次被杀呢？这就是中国的 文化。
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外来文化的侵袭少有在中国站住脚的。作为特例，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只有两次：一次是佛教，历经五百年，集大成者是中国的慧能和尚(史称六祖慧能)。佛 教从东汉永平十年算起，大约在公元67年，经过四个多世纪的传播，才发展到与中国土生土 长的文化相抗衡的地步。再经过一千多年的中国化，它方被儒学所吸收，实现了儒释道合流 。而“定居”后的佛学，已经不是原版，成了地道的中国版：形式被保留下来，内容已经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创造者**和他的战友们。有 意思的是，**特别推崇禅宗六祖慧能。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 ，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化，另一方面促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给予佛教的评 价，这在他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人物评价中是少见的。他说：佛教的 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 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佛教的人和我们**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 压迫和痛苦这一点是共同的。这是**对中国历史上与佛教中国化紧密联系的那一次伟 大的文化本土化改造的深刻理解。
即便马克思主义，这个从形式上看，是西方文化、西方经济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产物的理论 ，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有了“中国内涵”和“中国特色”。
2000年我在德国汉堡，一位德国工程师幽默地说：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主义”拿到 中国，而把“马克思”留给了我们德国。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个当时的农业社会“定居”，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理 论基础，绝非偶然。上世纪初开始，西方各种“主义”在中国泛滥，但大多都走马灯似的昙 花一现般地消失，只有马克思主义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并且这种影响还将延续下 去。
我们研究上述现象，主要意图是探讨其背后的规律。外来思想的“定居”，首先是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思想家的智慧和劳动；其次，这个思想体系一定是与中国文化相亲 和的，在基本价值和思维方式上是相通的。不管外来思想体系拓疆扩域的气势有多么大，如 果不与中国文化相融通，就难以定居。
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模式和方式方法同样如此。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理论的传播对欧美现 代企业发展具有历史推动作用。而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受这个文化的影响， 在现代企业发展的数百年间不只是中国内地本土企业家，就是在欧美这种制度下的华人企业 ，也鲜有将企业做成世界级百年老店的。许多人愿意列举的例子是美国的王安电脑。
然而，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也未必就能产生世界级企业。我们可以看印度：印度国家 的 独立超过半个世纪，它们不仅在经济制度，甚至在国家制度安排上也是完全的英国模式。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印度同样没有产生世界级的企业。按照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增长速度， 目前它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
在中国市场化发展的二十年时间中，究竟应该用什么模式建立自己的企业，用什么方法统领 自 己的 企业，是中国所有企业创业者、企业家甚至企业管理学家都关注的问题，也是大陆企业家始 终在探讨、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家始终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Made in China”曾经是质次价低的同义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在 企业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但企业真正跨过这个“坎”，用的却是“中国特色”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