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营销总监，因为他对分销商有影响力，曾创造过分销商夹道欢迎高喊“万明坚万岁！”的奇迹；他是商业理论家，新写的书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企业的难题。李东生曾多次与万明坚商谈救赎方法，在TCL董事会开出的药方中，对万明坚的用人、营销体系等提出了诸多建议，但是“非专业”的管理建议万明坚根本就不感兴趣。

    万明坚已经陶醉在自己思想的辉煌之中了。2004年6月在记者采访时，曾经踌躇满志地说过“我不出思想，谁出思想！”“我不出思想，这个企业还不完了！”出思想可以，只要不把自己的思想置于现实之上。万明坚提出使中国制造智慧化，坚持自主研发的道路，只是醉心于庞大的队伍和大型研发机构，于是有了对阿尔卡特研发垂涎三尺，全然不顾当今技术情势的发展。而国内其他手机厂商的研发和采购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海外有什么好的机型就去买，就去引进。巨头微软和思科，对新思想、新技术有着极强的商业敏锐和资本手段去迅速商用化，没有技术权威，却能靠技术奠定市场地位。他们能把公司办成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把所有的散兵游勇、那些学生、那些十几岁的孩子、那些无所顾忌的愤青，都能通过资本市场组建成一个造梦的平台，许多跃动思维、鲜活的思想都会接踵而至。尤其是现在端到端联系的普及，这种开放式的平台对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尤为重要。

    李东生力破中国公司顽疾：不以绩效论赏罚

    业绩不好被撤职，本来是现代公司的一条起码准则。但是在中国，一个稍有点名声的能人走了，公司和老板就要背负许多骂名。纯粹的家族企业还好说，有家长一个人负全责，公司的命运始终是他考虑问题的基点。可是在国营公司或者公众公司，董事长可能只持有很少的股份，他的权利和利益不是来自股票分红，而是来自对公司运营的控制。而控制权力则更多来自在业界的名声。中国公司政治把个人声望、权威、利益通过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故此，当权者在进行公司取舍的选择中，往往不是从公司大局出发，而是从个人声望与利益的经营出发思考问题。

    看来，李东生是个习惯于吃螃蟹的人。他个人已经与TCL紧紧地绑在了一起，TCL经营的起伏动荡，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身价（持股占9%）。股市涨落对他的影响都是数以百万计。巨大的利益让他对TCL通讯的经营不能等闲视之。

    李东生欣赏沃伦·巴菲特的管理方式，一直醉心于寻找最合适的人到球场上击出最漂亮的球。他从来不到场上去指手画脚，却始终在台下仔细观察，会不停歇地在球场休息时向球员们报告他的观察结论和建议。你可以不按他的来，只要你能成功。但是，若你既不成功，又不听人意见，他就会以客户和市场的名义对你动手了。李东生给了万明坚一个非常开阔的经营平台，从来不干涉万的人、财、物调配。他胸怀比较博大，能够包容下万明坚那狂傲的性格，只要那种性格能够带来发展。

    李东生是通过起伏不平的路冲杀过来的。一路上他领略了各种各样的智慧，而一种大道无形的修为，更把这些智慧修炼成极为精专的商业敏锐。他是这样诠释TCL移动的业绩下滑：“我觉得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我们自身管理失误的因素”。“TCL移动业务缺乏系统性。应对市场当期变化而做出的快速反应较多，没有基于对整个业务持续发展的成熟研究和考虑，制定出一个系统的体系。”看来缺什么喊什么是通理。《系统战必胜》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万明坚在行动中缺乏的正是系统性。思想多了，也就具备了一种排斥异端思维的框框，因为太多的理性与逻辑，扼杀了现实所要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与系统性。万明坚用个人思想与行动的反差，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颠覆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