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

    浙江温州商人因为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善贾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其实，无论是浙江哪个地方的商人，他们捕捉商机的能力都很强。他们凭借其敏感的商业意识，及时预测市场的变化，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及时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方针，在激烈的商战中披荆斩棘，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著名地产商浙籍人王宽诚就是一个很善于把握商机的人。1947年他初到香港时，香港经济萧条，地价暴跌，房地产不被看好。王宽诚经过认真分析，预料几年后香港经济必定复苏，于是，果断大胆地在新界购进大片土地，建造数十幢名为“海圆公寓”的高层住宅。

    由于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渴望雇主上门薄利承包，所以“海圆公寓”造价很低。1949年，大批巨贾名人蜂拥香港，“海圆公寓”以极高的价格售出，王宽诚大赚了一把。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过了两天，他们提个装着有65万元巨款，但又脏兮兮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两位温州人看中的竟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

    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两位温州人所建的出租房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路，上海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商品世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虽然门口闪烁的霓虹灯店名和广告依旧，柜台里面的营业员未变，可是，店铺或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改换了。经济学家称之为租赁、经营承包、联合、合股经营，这些新主人80%是温州人。

    宁波商人善于把握商机，审时度势，从而在经营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40年代末期，浙江商人虞洽卿预料上海的繁荣地段会拓展到苏州河北，于是，事先在宝山路顺福里和海宁路东唐家弄等处购置大片地产。当时，那些地方人稀地偏，同行中有人见虞洽卿在如此荒僻的地方买地皮，大为不解。可事隔不久，政府果然把这里作为开发地段，这一带地价猛涨，虞洽卿坐收地利。

    浙江人除了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商机以外，他们更务实重利。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