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局面。等到党报完全进入市场，也要到10年以后。而近10年间正是中国各行业向媒体投资势头正猛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报业竞争如果达到像日本报业那样稳定，还要等到10年或20年以后。这10年间，北京娱乐信报可能会成为北京市报业的排头兵。

    笔者：说到信报，在两年来不断融资的过程中，是否有来自内部观念上的阻力?

    崔恩卿：有。在管理层存在着相当浓厚的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观念，但没有造成致命伤。有人说我是“卖国贼”，表示对股份化不理解。好在我们已经是在海上了，你在岸上喊，我听不见：我们主张只看结果，要看结果，不去争论。

    笔者：今年上半年，在一次与北京广电集团某位领导的对话中，我听对方说：我们收购了信报。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崔恩卿：姜昆先生在香港说：我们收购了北京娱乐信报。这是为了支持鲲鹏网上市所做的宣传，实际鲲鹏网注资300万，当初只占信报股份的34％。北京广电集团注资2500万后，鲲鹏网股份收缩为17％。如果这次国安广告公司注资3000或3500万到位后，鲲鹏网所占股份又将收缩为13．6％左右。尽管如此，姜昆对外宣传时，说收购了信报也可以。国安如果注资后，说收购了信报，也可以说，但他们占的股份为20％，这是定下来了的，不能改变。北京广电集团领导说集团收购了信报，也可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跟广电集团的关系。集团占信报的50％股份，报社领导班子由管委会产生，市文联盖章生效；而且信报是由文联主管，广电集团主办。

    笔者：有报道说，信报员工持股在中国新闻界尤其是报业算是开先河的做法，建立了良好的内部机制，为以后的发展垫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具体是怎样持股的?

    崔恩卿：在由原戏剧电影报改为北京娱乐信报时，在半年内，鲲鹏网注资300万，老舍基金会注入90万，报社应拿出300万，实际只能拿出100万，还把固定资产算在内了：于是大约200万就由报社的员工集资。普通员工每人1万，部主任4万，社领导10万。当时有80％的员工入了股。我不在报社拿工资，平时拿的是每月2500元的公务员工资，但我也集了资，而且我说，三年时间过去了还亏损，这笔投资我就不要了：如果赢利了，我就将这笔投资收回来。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机制的尝试，集资者成了报社的股东，人离开了报社，股份还在，如果赢利就可以分红。如果想将股份转给别人，先得转给报社，不能转向社会。按原来的比价退款。有一个员工退了，原来出一万就退一万元。

    笔者：如果在国有资本控股前提下，其他为民营资本，您认为可行吗?

    崔恩卿：可行。在1997年2月我说过：一切股份化的企业都会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产品的生命，这就决定了，任何股份制企业必然也要认真遵守行业规范，确保在取得行业管理的通行证的前提下，进入市场竞争；当然个别失误也会存在。我们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就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调节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严肃性。而企业，包括股份化了的报社，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自然会进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轨道。(《报业经营论》，31)所以，新闻传媒在国有资本控股前提下，其他为民营资本，是可行的。传媒一方面要受市场规律制约，另一方面要受政府、行业法规的约束。传媒必须适应这两个规定。但民营资本的注入并达到控股阶段对于我们来讲还比较遥远，(笑)我是看不到了，因为到那时我早已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