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扮演了示范者的角色，对他们来说，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

    任何熟悉自己历史的西方人都能理解，中国乃至亚洲正在经历的环境恶化是怎么回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历程同样曾给这两块大陆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环境问题。直到严格的环境立法——间接导致大量制造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更为清洁的科技被广泛推行，伦敦城那浓得像“豌豆汤”一样的黄色烟雾才终于消散，流经欧洲主要工业城市的河流里，消失了100多年的鱼才又重新出现。

    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正指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可能可以避免重复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作为最佳榜样，日本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推行极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极大地改善了空气质量。在印度，新德里的执法者和积极的环保人士已经让这个曾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改变了模样。而在中国，政府对环保的重视在过去两年中在“绿色GDP”、“和谐社会”、“环评风暴”等广受注目的议题中充分得到体现。

    物质条件更富裕的人们自然会开始关心环境和健康。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一趋势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同时，外部的压力和动力也是推进中国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为了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时树立一个健康的形象，北京也在投下重金引入先进的技术改善环境。沙尘暴和温室气体排放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使政府面临国际上要求中国改善环境的压力，而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理念也随之渗入。如同在制造、研发、管理和经营方面一样，优秀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扮演了示范者的角色。当然，并非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优秀的榜样，已经推行严格环境法规的国家中那些缺乏责任感的企业转移到法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代价也相应转移。按照社会学家大卫·哈维的说法，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弹性模式。最近的印尼金光集团云南毁林事件是这类效应的典型体现。

    对这些起到示范作用的先行者来说，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意味着众多市场机会的出现。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数字，污染治理在中国已经形成200亿美元的产业，并以每年20%的速度快速增长。“未来的5～10年将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的黄金时代。”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信息部主任李宝娟说。

    在广东北部的南岭群山里，一个叫做上坝的小村庄在历史上因为山青水秀、气候温和，在民谣里被传唱为“不愁吃来不愁穿”的世外桃源。现在，这里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19年里，有340多人死于癌症，2003年31个死亡人口中，有14个死于癌症。他们的噩运来自附近的矿山。20世纪70年代初，广东政府到此开发多种金属矿藏，毫无保护措施地露天开采导致水质恶化，农田土质含铅量超过国家标准44倍。“鸭子放进河里不到两天就死了。”村民说。

    从上坝村往南200多公里，在广州郊区的太和镇，则坐落着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垃圾填埋场。这座由全球最大的环保企业威立雅环境集团（Veolia）旗下的奥绿思（Onyx）公司投资5.4亿元人民币与政府合作建造的垃圾填埋场，现在处理着广州市全部的固体垃圾。每个小时有140辆卡车排队来到这里，带来1 000万城市人口每天产生的7 000吨垃圾。

    奥绿思为每辆卡车配了智能卡，记录车里的垃圾重量。填埋场中的德国进口织物可以阻挡垃圾中有毒的渗滤液渗入地层，进入地下水系统。奥绿思每天从垃圾中过滤出1 300吨渗滤液，中和其毒性的化学过滤系统是整个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