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

    在听取完大家的意见后，克林顿总统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气氛相当紧张。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鲍威尔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他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视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在以后的两周内，因为反对总统取消关于同性恋者加入军队的做法，鲍威尔经历了公众对他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

    会后第二天，《纽约时报》对鲍威尔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他“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也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他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是，鲍威尔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因为换了总统。

    然而鲍威尔将军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说：“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他干脆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办法，我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军方就会毕恭毕敬地说：‘是，先生。’”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鲍威尔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

    在接受采访时，鲍威尔回应了人们关于他不忠实于总统的指责。他说，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他现在的观点与他对前任总统说的观点一样。如果总统征求他的意见，那么他的意见肯定与他上个星期对乔治·布什总统说的一样。“好像什么事都冲着我来了……指责我不是一个忠诚的将军，说我在本质上对总统是不忠心的。你可以想像别人这么说你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糟透了。”他认为，要是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因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换人而改变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那才叫不忠诚。“我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做一个真正会说“不”的人

    每当出现分歧时，随着讨论的深入，你都会感到自己肩负着对整个机构的兴衰的责任，必须坚持原则，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是提出最受欢迎的建议。即使你的判断与多数人不一致，甚至与你的顶头上司本人的意见也不一致。另一方面，必须深思熟虑，确保自己提出的建议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