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艾森豪威尔和其他需要做出生死攸关的决策的将军一样，鲍威尔也经历过那些焦虑而孤独的时刻：“在入侵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坐在小车的后座上，脑子里种种预感翻涌不止。我已经开始指挥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我的敦促下打起来的，会有人流血。我做的都对吗？我的建议合理吗？如果冷空气妨碍了空运怎么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支援已经在巴拿马的部队？在战斗中会有多少平民被打死？这么做值得吗？我是带着自我怀疑的烦恼就寝的。”

    鲍威尔将军认为“最差的领导是拿不出决策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说，最差劲儿的领导只会为问题发愁，但不会解决问题。即使一个错误的决策也会在机构里引起一系列反应，慢慢地机构本身的运转就会把一个差劲的决策变成一个好的决策。但如果什么决策也没有，整个机构只好坐在那儿等待”。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赶到五角大楼，发现在能干的主任迈克·卡恩斯中将领导下的联合参谋部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的参谋班子都对情况了如指掌。霍华德·格雷夫斯陆军中将善于把我们的军事计划和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融汇成一体。一切零星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是‘处于起跑的良好状态’。我立即恢复了信心，我的焦虑消失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平静下来。”

    决策是一场孤独的冒险

    领导者每天都要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和沉重的决策压力，他们处在领导岗位上，不得不做出关键的决策。然而，时势处于永恒的流变中，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决策模式。事实上，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应对新形势必须采取的冒险性策略，总是摆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惊险。

    在战争中，将军们每天都要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和沉重的决策压力。他们处在领导岗位上，不得不做出关键的决策，但这些决策很少是基于后来的历史学家在对往事做出分析时所能掌握的信息。战时指挥官必须在有效时限内根据掌握的情况采取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指望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因此，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应对新形势所必须采取的冒险性策略，总是摆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惊险。

    在二战中，艾森豪威尔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何时何地开辟第二战场，有关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两年。当他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时，盟国已确定在法国登陆。盟军参谋部计划把进攻时间定在1944年5月。艾森豪威尔改变了进攻时间，他认为应该把进攻部队由3个师增加至5个师，调遣这么多的人员和装备（特别是增调登陆艇）意味着需要把进攻时间从5月推迟到6月。

    进攻时间的变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春天气候较好，有利于进攻作战。把进攻时间推迟到6月，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天气。

    因为诺曼底登陆需要月色、潮汐和日出时间等因素的最佳结合，因此，艾森豪威尔在5月8日将登陆进攻定在6月5日，并将6月6日和6月7日作为合适的替换日，具体哪一天则取决于天气情况。艾克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如果这三天天气都不好，那么结果难以想像。我们将失去进攻的突然性，航渡进攻部队不得不满载掉头，返回搭载地域，而此时这一区域已为后续梯队占据。调遣计划会乱成一团，部队士气将受到严重打击，盟军不得不再等上14天，甚至可能是28天。这一场面像是卡通童话，只不过演员有200万之众！进行重大会战所需要的良好天气会越来越少，而敌人的防御却会越来越强。”

    在5月剩下的时间里，南部英格兰和英吉利海峡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