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书面性，他们的工作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提供创造、发扬和保障，这要求他们具有超越的眼光和伟大的历史感，他们的成就应通过书面化而得到保存。而当今知识分子的工作正在失去书面化的特征，正在不断地口语化，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对话”，“对话”的特点是它的意义依赖于特殊语境（具体情景，交谈者各方的共识等），语境参与口语意义的生成，口语意义是由实际说出的部分（言语）和未说出但被暗示、参照和指涉的部分（语境）共同构成的。口语与其语境统一，一旦将交谈抽

    离其具体语境，它的意义就会出现分歧，因此对话这种方式是一种意义难以被其他语境分享的一种限制性的学术方式。与口语相反，书面文化的前提是读者的不在场，写作的具体情景并不 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口语意义的当下语境对于书面语来说是不存在的，写作经历了一个超离“语境”的过程，因此它更适宜于大范围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更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它从形式上使人们更容易上升到普遍性的存在层次，使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超越于当下一时一地的意义，体现出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意义的价值。当今知识分子热衷于对话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已充分表明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深深地陷入当下性的情景之中，他们对其言说的历史价值和独立意义、超越可能是不抱任何信念的。一个自信的人，他一定一言千金，充分珍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不断唠唠叨叨、言说不止的人，他一定是不自信的，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会怀疑他，所以他才要反反复复地论证自己，他不知道他说得越多，其实就越不可信。这就是当代学术的唠叨病。知识分子似乎已经失去了通过细致入微的创造性书面工作而使世界为之感动的信心，而是换成了不断的唠叨，似乎在今天除了用不断唠叨，不断地在传媒“反复其道”，不断重复地说话这种方式以外，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使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精神产品他是否能体验到一个农民面对自己产出的水灵灵的瓜果时那种充实和幸福的感受？面对买主，那个农民抽着旱烟无言地蹲在他的瓜篮面前，他无需说话，因为他的瓜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然而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是否会有这样的无言的自信呢？不，他没有！他必须不断地说，不停地说，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不停地说话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强迫症。知识分子只能像祥林嫂一样地说着，这是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宿命吗？其原因是否又是因为他所生产的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而他却无法不生产？

    当代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配给与一个又一个单位的，他们的一切都依赖“单位”的配给，这种体制上的依赖（没有单位以及职称仿佛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依赖。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光荣的独立的职业，学术也随之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了，而是释解和传道，成了一个人人都能做的工作。当代学术正越来越陷于复杂的学术官僚结构之中，这种学术的官僚结构越来越复杂，它和当代知识的民主和平权局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维护知识体系和结构的等级秩序几乎是学术官僚结构的本能。

    历史上，西方世界独立地发展出了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辨体系，而中国只有在西方世界的刺激之下才有了科学技术和逻辑思辨力，为什么呢？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类型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被认为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看法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思想家的看法，少数人企图将科技和思想的发明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尝试，尽管可能非常先进，但是，却不被社会所允许，它们很快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