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等了好长时间，终于一天找到个机会，副总到他所在部门视察，他大着胆子问副总对建议书有何看法，副总偏着头看了他一眼，说：“写得太长，看不明白意思，管理层自有考虑。”小王还想再说，副总笑着摇下头就走了。小王非常失望，从此埋头做自己的小职员，再不管其他事。

    小李如果知道100多年前曾国藩的遭遇，或许心里会好过些。当时，以曾国藩的职位与能力远高于小李，仍遭遇相同的结局。

    咸丰二年回籍奔丧之前，曾国藩一直在京为官。他素有经世之志，欲“大有为以膏泽斯民”。无奈朝廷政治**，加以对汉人成见甚深，他想执政并一展鸿鹄之志，几乎不可能。不甘沉沦的他，凭着“大树”权相穆彰阿的扶持，在道光年间十年九迁，年仅37岁便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级干部。但所做事务，不过是值班召见、到署办公，虽说尽职尽责，也不过是个好事务官，根本谈不上政治。39岁时，他写信给诸弟，表示对官场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非常厌恶，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一旦诸弟成人家产有余，就决志归养以行其素。不久咸丰即位，曾国藩针对时弊连连上疏发表政论，对朝廷用人、治军、财政、教育，等等方面提出中肯的建议。曾国藩以后的事业思想，即遵从这几本奏章而来。但咸丰帝先是敷衍：“你的奏疏切中时弊，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吧。”后不胜其扰，虽未谴责，却说：“你的奏疏语言偏激，未能持平，有些你只看见一面，未见全部，所以拘泥不化，迂腐欠通。”而朝廷众卿看他出风头颇有些嫉妒，一班士大夫笑他多事，权贵们唾骂他，认为他求名求利以至大言不惭。曾国藩无奈之下，只有借江西主考差使南归，后闻母亲去世乃奔丧回籍。如果不是其后时代的召唤，中国历史上恐怕又多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看客。

    应该说，小李和曾国藩的初衷都没有错，勇于任事、勇于倡言也没有错，但他们都以共同的失误，导致了共同的结局。事实证明，不合企业当前需要，再好的建议也不会被接纳。自身没有一定的实力，再好的举措也被视为异类。如何突破这种“看客”或“边缘化”困境，施展才华并实现抱负呢？且看曾国藩如何作为。

    咸丰二年他回到家乡，发现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都想举家逃难，他就写成《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三首平安歌各处传播，号召乡民团练自卫。不久咸丰帝下旨令各地在籍大臣协助办团，曾国藩本打算上疏为母守丧，郭嵩焘劝说：“你有肃清国内的志向，现如今不乘机而出，却拘守古礼，对朝廷对令尊有何裨益？并且丧亲期间带兵作战，古有先例。”曾国藩奋然而起，招募农夫提倡勇烈，任用文人作营官，开创湘军历史，历经艰难，终于成就大业。

    这些历史，国人都非常熟悉，曾国藩的经历其实已经给出突破“看客”困境，实现抱负的答案。而前面江忠源的故事，也同样已经给出答案：去做实际的工作，满足老板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以观察家身份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