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了的悠长岁月，让记忆变得不那么确定，哪怕许多细节仍然清晰。也许在下意识里，我向你描述这一遥远的时光时，多多少少叛离了事实，但我确定谈起另一事件可以公正许多，那是半个世纪后我亲身体验的，它在我感觉中，与前一事件大相径庭。
背景变换了。此刻的法国不再是战败、被占领、听任于人的法国，每个人也不用再强迫自己生存下去、期待美好的明天，法国已从风暴中走出，它和平、丰富，人们也可以千姿百态地过着相称的生活。
人物也变化了。当然我还是那同一个个体，但已经流逝的半生，带走了满足与痛苦，幸福的惊喜与幻灭也经历了无数决定性的相遇；把他同我刚才描述过的那个人相比时，区别竟是那么显眼，以至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1996年春天，法国境内数百个别国的无证件人士，开始试图找寻一个解决困境的方法：他们想要摆脱终日被检测身份、遭起诉、最终遣返回国的命运。当一个家庭已经在法国定居若干年，怎能接受让这达摩克利斯达摩克利斯（公元前4世纪）：大迪奥尼西奥斯的朝臣，大迪奥尼西奥斯邀请他坐在一把悬梁剑下。之剑破坏所有的计划？没有证件，这些男男女女只能打黑工，成为剥削者手下最无力的牺牲品。困境中走在一起的人们发现，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公开的行动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窘迫境地。当法国人从电视上了解到关于他们命运的丑闻，一定会有所反应，要求修改与现实状况不符的法律。至少这些人是这样以为的。
我们显然可以把他们的希望看做一种天真。但这一态度却透露出，他们心中某种“法国的形象”至少是热情的。他们的天真同时还体现在坚信古老的法国风俗，那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教堂是神圣的地方，警察势力无法入侵，一些动人的故事流传着，述说被判冤刑的人躲在教堂里逃过了无理的惩罚。这些外族人怀着美好的感情构建了“法国的形象”。
于是某一天，出人意料地，他们在巴黎东部圣·安布罗焦圣·安布罗焦（Saint Ambroise）：米兰主教，教堂之父。教堂里安了家。但教堂神甫将他们看做擅入者，认为他们扰乱了宗教仪式的良好秩序，经大主教同意后，他便更多地以圣主意思的主管者，而非受托者的姿态处理起这一事件来。他要求警察力量介入，警察们立刻就将这批男女老少驱逐出门。此后数周的境遇每况愈下，这些大部分是黑非血统的家庭又在几个健身房改成的仓库住过之后，最终在18区离巴黎北站的铁路不远的圣·贝尔纳教堂安顿下来了。
当人们通知神甫有人入侵时，他正巧在准备下周日的布道。神甫的第一个反应就像每个正常人一样，他反对无章的秩序，维护教区规则。教堂是祈祷的神圣地方，并非家庭的栖宿地，尤其是那些多孩子的大庭，卫生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神甫也准备和圣·安布罗焦的同事态度一样。可刚写了个开头的布道内容就在眼皮下，那些结论来源于福音书的一句话：“我是外人，你接纳我。”那么若在演说中宣讲接受，却又在实际行动中拒绝要求被接受的人，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决定不让警局介入，并力求安置好入住者。舆论眼中，这是整个教堂的态度在转变；他们终于站到了受压迫的人一边，而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受到了压迫。古老的“军队与宗教”的联盟似乎有了裂缝，并让人从中看到希望：某一天裂痕会变成鸿沟。神甫的态度同时改变了人们对宗教场所的看法，那些地方不再只是圣徒们聚集起来做弥撒的圣地，它们同时在成为人们团结一致捍卫共同信念的地方。它们于是更加神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之屋”，“上帝之屋”不仅仅是提供场所让人可以请求圣灵的帮助，更主要的是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参与到维护集体意识的行动中去。这位神甫认可的情况自然不对当权者的胃口，尤其是总理和内务部长，但他们担心，未经宗教场所负责人的允许就让共和国保安队深入教堂，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让事态保持现状则又会显得过于宽容，而让另外一部分人不高兴。正如政客的目标一向是让大部分人得到满足，这场争论完全是高乃依高乃依：法国17世纪诗人、剧作家。其戏剧作品的典型情节为伟大爱情与责任感的冲突。式的。一段时间内，当权者认为当静观事态，并任由情况自由发展，他们在等待着入住的家庭及其支持者疲惫之时。几周内风平浪静，但很显然，一场暴风雨在酝酿中。
问题的实质并非是政客所担心的对下次选举的影响，而是那些家庭的命运。从眼前看来，教堂里的生活条件完全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长远地看，在他们离开教堂之后，应当和其他人一样在法律上获得受到尊敬的地位。前来帮助的人的目标当是改变国人对移民的根本看法，同时修改相关法律。所以要利用事情公众的一面来调动一切可能力量。
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荒谬，一些名字、脸面，就是比其他一些重要。这些人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没有确切的定义，分散且不合规则，是些“大人物”，包括影视明星、花边新闻的中心人物、名记者、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当然他们可不是靠成功的著作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正巧我的论著是遗传学这个和星相学一样吸引大众的科学分支，其中一些发行量相当可观；我参与的一些电视节目也获得高收视率。简言之，许多人知道我，当然比起歌星来少了许多，但比我的众多同事则多出一些。这没什么值得乐不可支地吹嘘的，但有时却很有效，如参与维护某一重要事业时，知名度就是有力的武器。这样的活动也提供了额外能接受采访的机会，并产生滚雪球效应。它进一步抬升了某一名人的精神高度，使其在“大人物”中的排名有所上升。即使并非完全自愿却也随着这一机制，让知名度给养知名度。直到某天世事变迁，最有名的人也会一下被彻底遗忘。
尽管这一时的名望是如此偶然、巧合、不为人控制，但它仍不失为可以正大光明地利用的手段。一些竭力争取帮助困难者的组织也认识到这一点，权力优先协会、住房权协会、无居所委员会，以及无居所的外国移民保护协会都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支持委员会。当需要帮助在圣·贝尔纳避难的家庭时，似乎真有必要运用名望这一武器了。因此我在教堂圣事祭台又硬又冷的地面上靠睡袋睡了一个星期。
当时很多人参与了活动，癌科专家爱克斯恩·施瓦博根，演员马玛·瓦雷狄，埃玛纽埃尔·比阿特，与教会关系微妙的主教雅克·加约，还有一些政界斗士、匿名人士互相轮替，要在政府和那些因为“无证件”而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筑起拦堤，为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