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的经济竞赛中，一定得确保在大风吹之后，自己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在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条约中缺席者久而久之必然成为输家。其中以台湾最具争议性。台湾GDP达二千八百六十亿美元，每年外贸金额更超过三千二百四十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十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它会被排除于亚太重要的合作条约之外。台湾必须尽快找到摆脱经济孤立的解决之道，否则其将来的全球竞争力会受到伤害。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欧美国家常采用总体经济措施激励经济发展，比如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亚洲许多政府除这两种政策外，也常订定四到六年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因此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管理自由经济和其市场导向的活动，这只手在除澳、纽之外的亚洲国家，总会面临另一个层面的变量。政策操纵经济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西方管理理论基础的供需原则遭到扭曲。供应可能取决于特定政府规画人员、著名科学家、实业家和经济学者的判断，并由公家提供资金，以致根据市场需求反应来调节供应的基本原则，或是应用时机或规模不当，或是根本无法适用，最后损失的还是大众利益。至于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像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动的先进电子材料、台湾政府推动的半导体、韩国政府推动的钢铁与汽车业，虽大获成功，却经常掩盖了政府支持的投资计划，多半白白浪费在非生产领域的事实。当技术专长只限于少数菁英团体，或做投资决策者没有利益回避，看在民众眼里会觉得政府十分腐化。

    显然很多亚洲企业的表面下政府占有相当大股份。尽管要计算究竟政府对民营企业掌握着多少所有权并不容易，可是西方背景的企业高阶主管务必牢记，在亚洲，供应不见得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政府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角色，与日常经济活动和重要商业谈判是不可分割的。

    全能政府概念源自于日本、NICS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在亚洲多数国家的日常商业活动中随处可见。所以有经验的企业高阶主管在亚洲，必须不断注意顾客、供货商和竞争者的背景。当某个产业政府介入甚深时，西方人习惯的供需原则大半就无法适用。MIT克鲁曼教授（Paul Kruggman）分析得很对，一九九七亚洲金融风暴的主因在于尽管有大量外资涌入，投资报酬率却停滞不前，生产力也日益恶化。那些无力偿还的债务，当初大部分是针对短期营运资金需求而借，后来却流入众多投机性投资中，有些甚至是政府出面借贷或背书的。

    透明指数及其意涵

    亚洲很多政府习于由一小群特权人士掌管经济，所以在做出重大投资决定前，一定得仔细研究相关国家的政府施政风格。有一群德国社会科学专家及政治学者，采取能见度、效率、正直、政府法规取得难易度、政府招标对外资开放度等等西方标准，发展出一套针对各国政府的系统化评估法，称为透明指数（Transparency Index）。最近的亚洲各国透明指数排行榜见表1-5。

    进行这类评估难免有主观成分在内，不过表1-5显现的一般趋势，与长期在亚太工作的企业高阶主管的看法相符。笔者对任一亚洲国家并无特定成见。事实上随便举几个企业治理失败的例子，如难看的美国恩隆（Enron）案与世界通讯（WorldCom，现名MCI）案，均证明贪婪腐化可存在于不分东西方的任何公司内。文化向来不是政府贪污与否的主因；人性普通存在的贪念才是规避制衡的缘由。本书只是提供一些在亚洲毁誉参半的公开数据。有些亚洲政府认为，这又是西方国家仅根据本身以往经验公布的另一份人权报告。有些则比较认真看待并会反省自身缺失。中国则派出许多共党干部，到亚洲贪污程度最低的新加坡和哈佛商学院等西方管理学校，去学习解决与其政治制度相关的诸多问题。企业高阶主管一定得对投资环境具备基本认识。毕竟正确的商业决策得建立在可靠信息和审慎评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