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台柱，还是一根护驾远航的定海神针。

    特区建设初期，几乎是在一张白纸基础上起步的深圳经济特区受到了资金匮乏的制约：全市仅有8个银行网点，百来家信用社散落在偏远的自然村落间；全部存款余额仅1.01亿元，少量的居民储蓄和来自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汇款成了深圳金融业主要的资金来源。建设资金紧缺，成为制约特区建设的“瓶颈”。

    金融业扛起了突破资金“瓶颈”的历史重担。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和经济史上的一百多项“第一”。

    20年来，深圳金融业不但成为特区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而且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发展的先锋，其贡献不可谓不卓越，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2000年10月，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责令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及上市立即停止。这个消息犹如一场金融寒流席卷鹏城，令深圳不寒而栗。

    新股停发的消极作用立竿见影，且影响之大、之远、之广，令深圳口瞪目呆。

    首先，新股申购资金冻结的利息收入骤然蒸发。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大量资金决然做出了新的选择，掉头而去，源源北流上海。“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的20个月中，按照0.5的比例估算，深市平均流失冻结资金数量最高达到4500亿元以上，最少也有1660亿元，平均每个月流失冻结资金数量则为2830亿元之巨。”因此，就像《南方周末》记者夏英描述的那样，“就像水汽蒸发带走大量的热量一样，深圳感受到了寒冷。证券界的人士打着哆嗦，计算着寒流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是一级市场筹资功能丧失，深圳市场募集资金能力受到了极力打压，深圳证券市场十余年里积累的先发优势一夜之间丧尽，往昔呼风唤雨的情景不再，由二雄并立，迅速彻底地输给了上海。旋踵，资金又再辟新道，从二级市场哗哗地流出。深圳市场交易量不仅停滞不前，还大步倒退。

    停发新股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发酵，基金业纷纷开始抛弃养育、扶持它们长大成人的母土深圳，潜入上海寻求发展。到2002年底，深圳现有10家基金公司，虽然在数量上仍然领先于上海的9家，但这10家基金公司全是2001年前在深圳设立的，2001年后设立的基金公司除一家落户广州外，其余全部落户上海。

    至此，深圳证券业从繁华似锦的春天，走到了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寒冬。

    一方是节节胜利，且高喊誓将余勇杀敌寇；一方虽然步步败北，却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大义捍卫作为一个改革浴血先锋的尊严和风范。

    “己卯之变”把深沪之争真正推向了白热化。

    深圳与上海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深圳一夜蹿红后风头世无其二，完完整整地把握了中国改革的10年话语权。上海身居闹市，冷眼旁观，不发一言，可谓相安无事。九十年代，这位从30年代就创下远东第一大国际都会招牌的老贵族，这位从来没有任何城市敢摄其锋芒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经过十年的反复计算，高调加入改革合唱中，并猛然发力，与深圳短兵相接——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没有“出生证”的情况下，生米煮成熟饭，领先上海证券交易18天营业，抢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