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20日，北京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央党校省市领导班学习。头一天，有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参加校内的一场研讨会，还要发言。由于来不及准备，厉有为就抓上另外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草稿匆匆忙忙跑上了讲台……

    厉有为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还进行了大胆的思考：“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能否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在研讨会一个星期后，厉有为突然发现这篇还在修改之中的文章，居然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倒厉风暴”。自己无形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宛如晴空一声霹雳，厉有为一下子蒙了。

    置厉于政治死地的是一篇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这篇附加厉有为的学习体会的文章，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

    厉有为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靶子？

    厉有为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全力打击的靶子，不仅因为他是**深圳市委书记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与他在所有制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有关。2003年10月23日，享有“民间焦点访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李文凯写的标题为《厉有为的一小步》的述评。李文深刻地分析了厉有为为何要迈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大步”的“一小步”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左派”会恼羞成怒无法容忍他踏出这“一小步”。

    1993年，厉有为就提出市场经济要建立五大体系，一年后，这个内容扩充为八大体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五大体系还是八大体系，厉有为当时都没有提到涉及所有制的体系。及至1996年深圳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形成，最为核心的却恰恰是这个敏感的“所有制体系”。

    如此，便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直到“所有制体系”形成，深圳的市场经济才终于“摸着了石头过了河”。

    而厉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写就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就不仅仅只是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体会了，更多的，应该是实践的体会。作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指导者与全程亲历者，厉有为显然清楚地知道，改革正在过难关，而能不能过关，就在于所有制问题能不能得到突破。

    厉有为焦虑的，还有深圳的成就与经验，是会得到肯定，还是会被否定？

    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圳与其他地区的差别。所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基于实践而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小小一步”，结果会在北京遭到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

    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本质上就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此前的深圳，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也微乎其微，而且一开始就以学习香港的市场模式为导向，进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