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一些被岁月湮灭的资料。其中最易忽略的就是深圳市博物馆。该馆存有中央、广东省委对深圳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指示、批复，有历届市委、政府的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梁湘、李灏、厉有为的工作笔记。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这里独家存有中国改革三老之一------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改革开放急先锋吴南生的珍贵史料。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的促成下，先后五次深入，做了三本记录。另一个被遗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研究深圳的著述。我借栖在中大一位喜欢做兰州拉面的小伙子的宿舍，十四天中啃完了近两百本“大砖头”。

    但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此前这么多的研究者没有去查找上述资料。我认为，如果不参考这些“实证”，就无法还原历史。我确信，过往的研究者之所以通常避开这些冰冷生硬的“实证”，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下笨功夫，坐冷板凳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让他的研究目的和结论感到尴尬的。

    我还想提及的是那些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而一旦得到就受用无穷的民间日记。1975年来到蛇口的潮汕青年李秋江，见证了蛇口的勃兴与衰忽；1981年随两万大军潇潇南下的王朝贵，感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二十年的苦痛与尊严；1980年偷渡香港，1990年偷渡回深圳的四川著名女作家许东平，用2.3亿商业身家掩埋了一个移民关于诗歌的梦想。这三人用20年汗、血、泪凝铸的细节直逼我心中关于深圳的疑问。

    最后，我按图索骥采访了一百五十四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甚为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背景才是真相。

    要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去伪存真，且尽可能宏观又细节地，抽象又本我的把深圳二十年回顾一遍，无疑是一场人性、良知、道德、学问、勇气的大考验。在我受着煎熬的日子里，我的母亲遽然离去了。我没能听见她的最后一句嘱托，我从深圳赶到湖南一个叫大湾的小村时，看到的只是一张安详平宁的面孔。

    奔丧回来，面对厚厚的书稿，一霎间，我仿佛醍醐灌顶。我无意也无力去塑造谁。尽管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宣称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可历史总是无情的。二十年来，许多重要的人物现在已被大众遗忘。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在《路易十八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几年后，甚至若干年后，当已经被湮没或者被淡忘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某种形式得以再现的时候，那将是一出怎样的剧目呢？

    希望本书在勾起人们兴趣时，不至于惊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这一段历史和其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