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公布振兴计划后，会场内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我有一点儿吃惊，因为在记者会上，通常不会有人鼓掌。这无疑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终于有人有勇气挑战日本企业文化里人们长久以来不敢碰触的禁忌。很快地，我便感受到美国新闻界特别希望这项计划能成功，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从该计划中嗅出某种“起床号”、某种刺激，认为将会全面改变日本新闻界。这些记者非常高兴这种改变是从像日产这样一家在日本具有指针性的企业开始。

    但是，要让计划成功的真正的关键很明显在于企业内部的意见，不仅是日产内部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么多年来各种振兴计划所无法解决的困扰。为了平息大家的意见，戈恩非常明确地保证：要是三项主要目标，即财务平衡、获利上升与降低负债中有任何一项未能在时限之内达成，他便辞职下台，同时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也一并下台。

    对内，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我以个人及全体执行委员会去留所做的担保。其实在当时，不管直接或间接，我都不必为公司的现况或是结盟之前的状况负责，不过，我仍将我的工作以及前途全部投进这项计划中的三大保证，当成赌注。这样一来便平息了各方意见。每个人都认为公司的确有决心要实施这项计划，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做出保证，绝无妥协的余地，这一招激发了些许令人感动的效果：要是在２０００年，公司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就要和执行委员会全体一起下台，由别人接手为日产的前途掌舵。此举确实平息了许多意见，因为大家认为：这次是来真的，完全不能让步，不能延迟计划，也不允许只达成百分之八十的目标，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必须完全实现所有诺言。

    另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提出的数据非常明确、详细，并依据分析结果决定准备采取的步骤及预定达成的目标。这突显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做法。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和过去所有日本经验相比，这个计划非常明确、客观、数据化，不仅表现在预期成果上，同时也表现在预定时间表上。容许误差的范围非常有限，这样的讯息内容绝不能打折扣。当你宣布要关闭五座工厂，就要提出时间表；或提出要降低百分之二十的采购成本，而整个采购成本当中有百分之三十三的部分当中必须和工程部门携手合作。当这一切都数量化之后，便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不接受这样的目标，就只有走人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