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了一家小额贷款支持的小企业，工人们在车间里将图案缝到T恤衫上。我在南非的索韦托参观了一家儿童看护机构，这一小型企业不仅创造了工作而且使父母更安心地工作。这些项目是使资本市场更好得为最贫困的人利益提供服务的例证。尽管其资本来自于国内储蓄，大多数项目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极其尽职尽责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卓有成效地关注了贫困问题和如何更广泛地扩散全球经济的好处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就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实在太小，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或者拥有足以抵抗全球市场波动的具有足够规模、深度和成熟度的国内银行体系。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同意这一看法，指出新加坡和香港都成功的在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中心。但我不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是现实的模型。我记得曾与马拉维财政大臣卡西姆·奇拉姆巴有过一次痛苦的谈话，那是199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奇拉姆巴先生对我说，他的国家曾经试图做过在国际货币组织看来所有正确的事情：欢迎外国投资，允许货币浮动，等等。但作为一个微小的、内陆的且极其贫困的、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马拉维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出口，也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外国资本。那个时候马拉维的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像财政大臣所断言的那样明智，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确实的。微小而又贫困的马拉维如何才能发展出那些机构或者引入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呢？

    就小国而言，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一个替代是发展地区市场以分摊强有力的私营部门和管制机构的成本，并提供更深更广的市场。这类多国合作常常会遇到政治阻力，但如果长期而言这种合作是可持续的话，那么可能获得的好处就会证明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外国银行和投资银行更加开放，以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以母国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全球网络和资本中获得好处。尽管我现在为一家私营金融机构工作，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中，但我在涉足这一业务之前很久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艾伦·格林斯潘有一次对我说，对许多国家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部门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缺乏技能熟练的人员。这种缺乏可以通过利用大的全球性公司的专业技能来克服。

    最后，对外援助——仔细设计、精心使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减少贫困、改善基本生活水平、并使市场经济运转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所做的太少。我们目前所提供的对外援助仅仅超过GDP的1%的十分之一——这包括直接援助和通过向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所提供的援助——而联合国长期以来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用他们的GDP的1%的十分之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关援助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但尽管问题是真实的，成就也是真实的。近几十年来预期寿命和文盲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有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援助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进步——包括天花的根除，非洲盘尾丝虫病盲症的基本根除以及对儿童的更大范围免疫接种项目——是尤其显著的成就。在成功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其早期发展阶段获得的高水平外援与适当的、促进强劲增长的政策结合了起来。在提高认识、使援助更有效方面还需要做很多事，工业化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动稳健的做法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并可提供技术援助来支持这些政策。但据我在财政部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我毫不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多，完全可以支持一个比现在的更强有力得多的计划。

    与联合国蒙特雷会议相呼应，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称为千年挑战账户。这一建议规定每年额外支出50亿美元，将美国的对外援助提高了50%，这一项目的目的是要使援助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是通过只将资金提供给已经有稳健政策的国家来使其有效性最大化。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这届政府积极推动这一倡议，而国会全额拨款的话——但还有很多需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