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采取“并行议程”政策以满足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要以及有效率的政府。但它也密切关注工业化国家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增长方面所能做的事，这些领域所面临的巨大缺口以及工业化国家中在这些问题上遇到的政治困难。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严重依赖工业化国家市场，而这些市场依赖于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日本、以及较小程度上欧洲近年来经济增长都相对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性僵化——在劳工法方面、社会保障网方面、管制以及其他问题上——阻碍了投资和私营部门的增长。美国在90年代增长强劲，但现在处于长期的财政赤字中，这将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正像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催促日本一样，工业化国家应当感受到稳健增长政策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国家的人，也是为世界的其他地方。

    除了管好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以为全球更加强劲的增长做出贡献，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市场而外，发达国家还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贸易和援助。贸易——扩大发展中国家货物对我们市场的出口——几乎毫无疑问是工业化国家所能采取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措施。塞迪略总统在我们委员会的讨论中以他有节制的方式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发达国家比如说我们美国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阻碍来自最贫困国家的进口，这令他极为沮丧。实际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廉价低技术劳工方面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在许多最贫困的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是农产品和纺织品，这些产品都是以劳动密集方式生产的。但农业和纺织业是发达国家中政治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受保护的部门，发展中国家常常发现，他们进入欧洲、日本和美国出口市场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贸易壁垒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关税或贸易限制措施——或者间接的，通过对在工业化国家生产的产品提供补贴，使进口品难以与之竞争。降低这些进口壁垒——主要是纺织品和农产品，但也包括钢铁这一对某些新兴市场国家非常重要的产品——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

    我现在还记得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所支持的一项非洲贸易法案的谈判。我们想消除纺织品关税，但受到本国工会和某些生产商的反对。由于他们的影响，我们所能通过谈判取得的最好的妥协就是将使用原产于美国的纤维所生产的非洲纺织品的关税进行削减。所通过的这一法案已经对所设国家和产品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并预计将提高非洲的非石油类出口水平近10%。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如果不在市场准入条件上增加额外的限制，其收益将扩大近5倍。而且，这一法案也不适用于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如拥有100多万纺织业工作的妇女的孟加拉国如果获得这类免税进入诸如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机会，从这类产品的出口获得的收入会增长大约45%。

    据估算，贸易壁垒一年使发展中国家损失的机会至少值1000亿美元，按照另外一些估算还要高得多，这是所有各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好几倍。比如，一项研究估计，如果非洲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1%，其贸易收入将每年增长700亿美元——这是他获得的援助和债务减免的5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社论，指出对美国主要棉花农场主的补贴是使布基纳法索这一非洲小国的200万棉花农场主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得到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来进行竞争的关键因素。2002年，美国往后退了一步，通过了一个为期10年、总值18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法案，将美国农场主所获补贴提高了近80%。2002年，通过增加对钢铁进口的限制，美国还将其贸易政策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些措施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使我们更难以在国际场合主张更开放的贸易。

    从政治角度来看，对某些产业进行保护通常更具吸引力：因为自由贸易有负面影响，而其收益——尽管会大得多——却很分散。一次在与克林顿总统讨论一项日本贸易协议时，我提到一个我们应推进降低贸易壁垒的部门是渔业。克林顿记得在日本时，曾见过一些贫困的渔民从礁石上解下钓线的情景。他很坚决地说，他不愿干任何会伤害这些易受伤害的人的事。“可是总统先生，”我说，“这样帮助那些可怜的渔民，您就妨碍了比这大得多的好处的实现，这些好处本可以通过买得起更便宜的鱼而为全日本的穷人获得。”贸易自由化对渔民的损害是最明显的。但最主要的影响是为数量大得多的、看不见的穷人和消费者普遍带来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从贸易和开放中获得了好处，但像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也获得了好处。人们有时以赢家和输家的方式来讨论贸易和经济联系。但是，尽管各国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上的“竞争者”，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贸易是一种互利的过程。一国的成功会提高另一国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获得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我们的增长为其他地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欧洲和日本的增长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成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