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想拒绝，因为我要说的，即使是以竞争性考虑的方式说出来，似乎也完全没有建设性。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三个人在电视里镇静地讨论经济状况可能本身就能提供某种安慰，即使我对前景的看法好坏参半。因此我对杰克说我愿意参加。接着我就和罗恩·克兰、吉恩·斯珀林和戴维·德雷尔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他们三个努力帮助我预测我可能被问到的各种问题。重新开市之后，你会买股票吗，或者你会卖掉股票？你觉得明天的市场情况会如何？你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投资？

    我的观点和往常一样，就是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但这不可能使我不用回答我可能要面对的对经济状况和股市短期的看法。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来谈论这些。那个周末当访谈录像时，我已决定用两个结论来表述我的分析。我认为，由于袭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困难的危险性增加了。但我仍继续相信，美国经济长期的潜力是强大的。这些似乎都不是危言耸听，也确实是我的观点。

    在实录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准备性的电话会议，莱斯利·斯塔尔说：“我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星期一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你会买还是卖？'”沃伦的回答是——重新开市后他什么也不会卖，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他甚至可能买些股票。杰克回答说，他可能会留着他的股票，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佳投资地。

    接着莱斯利说：“你怎么样，鲍勃？”

    “我不想谈论市场。”我说。我觉得一个前财政部长，他的意见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在说话时小心谨慎——尤其是关于股市水平和联储的话题——即使他已离职。

    “你必须得谈谈市场。”她说。

    “不，我不会谈论市场的。”

    “好吧，那么我就会问问你有关联储以及他们是否应当降低利率的问题。”她说。

    “你可以那么做，”我说，“但我也不会谈论联储。”

    “你什么也不说吗？”她问道。她变得很焦虑，“我希望你参与到节目中来。”

    “别担心，我会找到可说的东西的。”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录像，我确实说了些话，尽管我说的大多数话在编辑时都不见了。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

    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我们拥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应该让市场自身针对新情况进行调整，除非某些对我们的经济及其重要的部门，受到严重影响才能考虑进行干预。航空业对经济是极其重要的，在已经脆弱的行业状况下，由于停止经营好几天，旅客需求疲软，他们的损失急剧上升，有关门停业的危险。因此我支持采取某些措施使主要的航空公司能继续运转。但国会非常迅速的通过的帮助航空业150亿美元援助法案似乎过分，是一种补偿早在9·11之前航空业就在经历的糟糕市场状况。

    保险业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保险公司包括花旗集团的旅游保险子公司都面临惨重的损失，但即使损失最大的公司也并未面临破产或业务受到严重干扰问题，因而在我看来不应该得到公共资金来补偿由于袭击导致的损失。但该产业确实面临一个需要政府关注的问题：由于袭击，保险公司再也不愿意为恐怖主义或战争提供保险——损失过于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