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管理的问题，但华盛顿一个内阁级官员的离职甚至更为复杂，可能会产生在私营部门时无须面对的后果。我把自己的离职看成另外一个需要小心管理的机制。为实现平滑过渡，我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于是，我请汤姆·多尼伦与我就宣布辞职以及如何管理宣布后参议院批准拉里的任命前可能五六个星期的时期的问题私下交换意见，他是前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从蒙代尔竞选时期就认识的政治内行。在与汤姆交谈时，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关于我在内部说些什么，对外说些什么，我应当对谁说，什么时候对他们说，困难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等等。我试图预见到所有的困难。

    汤姆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为跛脚鸭的问题忧虑。“这种离职不同，”他告诉我，“直到你离开之前，你都是财政部长。你不会成为跛脚鸭，因为外界会继续认为你拥有该职位的权威，直到你下台的那一天。”实际上，我更担心在坐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或助手主管们的会议桌前时我非正式的地位，在这些场合，你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职位所赋予的权威。但对此，汤姆同样不认为我会有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从这届政府成立之初就在其中任职，有着事实和名义上都很稳固的地位，并且会保持我的内阁职位所赋予的权威直到离职。多尼伦是对的。在这方面和所有其他方面，我的离职和拉里的就职和我所能期望的一样顺利。

    我要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以后做什么。为帮助自己想通这些问题，我拿过一本黄色拍纸簿，开始写下要问自己的问题：在离职后我想用什么来打发时间？我是否介意重回金融界？是否介意继续卷入公共政策领域？是否介意卷入民主党政治？是否想赚钱？

    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我仍关注市场，但那是从外部关注。我担心，尽管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多年，我仍可能丧失来自于在纽约工作时那些对市场的感觉。为了回答以后干什么的问题，我得到华尔街稍微转一转，与人们以在财政部时不可能实现的诚恳程度谈谈。1992年以来，金融环境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作出有关自己的有根据的决定之前，我需要更好地了解市场的现状。我还得决定将我的个人资产投到何处。在华盛顿期间，我的个人资产做得都是绝对信任委托。一个曾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朋友告诉我说，在这种安排下，他的净财富损失了一半。我不想损失我所拥有的，又不能在投资选择方面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不能在对市场情况感到不安时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要求我的受托人在投资上要非常保守。但现在我自己可以重新涉足市场，就要面对是否更积极地投资的问题。我的职业和个人财务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使自己投身纽约的金融界并使自己对市场的看法完善之后，我才能决定我是否想在任何层面上参与市场。

    1999年夏天回到纽约后，我开始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他答应在我离开政府后的过渡期内接纳我。此后几个月我在一间类似阁楼的办公室待着，这间办公室俯瞰着东区城市住宅的后部。以这间令人愉快的阁楼作为我的临时基地，我拜访了多年来结识的各种各样的人——从对冲基金经理、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者、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家到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就人们对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前景、市场状况、变化中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我自己的工作选择和个人财务问题，我做了大量笔记。

    我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担任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本地倡议支持组织”(LISC)的主席。我在财政部时，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我知道自己还想继续参与内城区和“本地倡议支持组织”有关的问题，该组织为城市和农村社区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似乎是参与进去的极好机会。我还返回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1992年末我加入克林顿政府时不得不退出了这个董事会。

    除此之外，我知道自己想继续积极参与公共政策问题，但我并不太清楚应当怎样做。既然我已经离开华盛顿，我怎么能继续得到足够的信息来保持自己的参与呢？现在我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前政府官员，会有人关心我所说的东西吗？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向鲍勃·斯特劳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说：“你现在是颗葡萄，但你会成为一颗葡萄干。问题只是需要多长时间而已。”我认为葡萄也可以变成好葡萄酒，但我觉得鲍勃会当场嘲笑这种想法。

    原来在高盛公司的同事斯蒂夫·弗里德曼告诉我说，处于我这样位置的人有两种基本的职业模式：我可以列个单子，把我想要做的各种不同的事集合在一起；或者我可以像在高盛公司时那样有一个主要工作，所参与的其他事处于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