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纪人和客户都有。陷入困境的人获得了一个可能是短暂的逃脱机会。而这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忘记几天前的困境，而重又为0.25个百分点争吵。

    到1999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已经待了6年半，打算离开了。桑迪·伯杰曾这样评论在政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因素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而负面因素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对我来说，这二者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自己想摆脱一直肩负的重担。现在，弹劾斗争已经结束，亚洲危机已经平息，出现了一个我能离开的时机。我并没有抛弃处在困境中的总统。如果有新的经济问题出现，有拉里在财政部，吉恩在白宫，政府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不想强迫自己的运气再坚持另外一个0.25个百分点。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批评者认为某种明确的立场会比我们实用主义的恢复信心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方法更有效。但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经常提供重要的见解，却没有考虑应对一场真正危机的所有复杂性。处理危机是混乱的，因为现实就是混乱的。在某一点上，援助俄罗斯是合理的；而在以后另一个阶段，却又不是。尽管人们非常想，但没有哪个明确的回应或绝对主义的立场能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计划中的某些元素本应做的更好。但是，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介入，这些国家的人的境况比我们不介入要好得多。对错误的反思常常混淆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实质上改革相结合——给那些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自主改革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较为迅速的复苏，并避免了更严重的多的全球动荡的真正风险。市场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最好的证明——相对于试图通过更多的管制，资本市场控制和贸易限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自己作出的决定，其中包括某些在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选民的授权。韩国的金大中和最近巴西的路易兹·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都是靠民粹主义的政纲上台的。他们俩都选择了持全球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市场信心的政策体制，在他们完成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上发挥一点作用。

    与此同时，亚洲危机的全部经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市场在扩大，信息流动在加快，流量在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继续隔阂。因此，迫切的是要关注如何将这类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减到最小，如果他们发生或他们确实发生如何才能最好的应对。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次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任何领域。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时约翰·怀特海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这样说过：“现在我们用各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商业票据，”他说，“而下一次危机会从现在没有人关注的方向出现。”

    全球经济危机还使我对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深感忧虑。对许多人来说，亚洲危机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权衡后利益要大得多、但常常得不到充分认识为背景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会未能延长克林顿总统的快车道授权以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在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就在抗议者走上西雅图街头示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发现，在全世界要保持这一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大得多的政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后，当坐在纽约我的早餐桌前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布什总统新任命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的评论。奥尼尔对我们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并且说我们相互联系的市场理论是过去的时髦，应该像“呼啦圈”那样退休。奥尼尔有关危机应对的观点是，通过让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失败，新政府就可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我喜欢保罗，我甚至不介意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但在我读这篇报道时我对自己说：他们说他们不会干预。但他们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