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严重抵触——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种族隔离时的南非或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因为人民本身处绝境，根本无以制约政府的行为，却因政府行为而遭，我也很难接受。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并不属于这种极端的情况。

    在进行这类推测时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旦你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关心那些与重建信心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你在何处止步呢？博尼尔关注劳工问题，来自得克萨斯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则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的接受者不能对美国进行贸易限制。我们对格拉姆的具体看法和对博尼尔的一样也是赞同的。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这类条件会使他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谈判达成援助计划的困难增大，并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具有干涉性。如果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些问题，我们在政治上也会面临问题。许多满足民主党人要求的建议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反之亦然。就像众院共和党领袖迪克·阿梅的一位助手所说的，共和党不会去“投票支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工会组织机构的法案”。但共和党人想附加他们自己的条件。有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改革有关。其他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无关的条件则令民主党人大怒。某些保守派人士想利用这个法案来作为被称为“墨西哥城”条款——禁止对海外执行提及堕胎的家庭生育计划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工具。

    1997年这一问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款中断。即使在1998年中期选举前我们解决了大部分其他问题之后，纽特·金里奇仍威胁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法案，如果不把反堕胎的条款写进去的话。我们非常出色的国会联系人拉里和琳达·罗伯特和我都到金里奇的办公室拜访他，争论说这两个问题彼此毫无关系。纽特回答说，在立法中无关的事常常会联系在一起。这就像是又一场有关债务上限的争斗。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太重要了，不能被拖入有关堕胎的政治争斗。纽特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如此重要，你就应在墨西哥城条款的问题上让步。他非常友好，但毫不妥协。

    许多保守派人士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成是某种对外援助，为了回应这种反对，我把同样一个观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成本。作为对捐款的交换，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流动的、有息的权利。这并不是一项预算支出，不会增加赤字或占用其他领域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自身利益是极有好处的。即使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关心——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主张——也应当为保护和有利于美国人民而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会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整个50多年里，历任政府的结论都是美国从这些机构的存在中获得了利益。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为额外的拨款而奋斗。而这种奋斗总是困难的。

    最后，我们通过多方谈判与许多议员和选民达成了协议。我们要求所有七国集团的伙伴签署了一封信，列出了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的支持——包括已经实施的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国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是为一个新的、改进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我们在墨西哥城条款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加入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条款。通过悄悄外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使穆赫塔·帕卡罕从监狱放出，我们也满足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要求。

    但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更大因素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议员对这场危机的态度开始变化。某些议员如参议员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查克·黑格尔、来自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多德都是困难环境下严肃的国际主义者，他们较早认识到在对付这场全球危机方面美国有重大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金融混乱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认识到他对我们自身经济的威胁是真实的。没有人想为美国的经济出轨而受到指责。

    另一个有用的发展是，许多议员认识到他们选区的特定利益集团——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与出口有关的产业——因亚洲的衰退而受损，而且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他们的损失还会大得多。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使众院和参院农业委员会转变成支持者的途径，是因为农场主游说集团说明了农场主出口所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