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是韩国政府纸上的承诺是否能落在实处，而市场是否会做出反应。金融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使我们也有了初步乐观的理由。韩元稍有升值，韩国股票市场则大幅上升。但两天后，情况又开始变糟。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韩元连续四天下跌，每天下跌10%——这是在现有货币体制下所允许的最大下跌幅度。这一下跌引发了世界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进一步的下跌趋势。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之一是韩国并非真愿意让利率升至能留住投资者和贷款者的水平。该国政府面临着一个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困境：更高的利率可能会伤害过度负债的财团，并进一步削弱韩国银行。但如果韩元对美元继续下跌，他们所欠美元债务相当的韩元值就会上升，公司和银行也会受损。而如果利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这些都可能发生。

    随着情况的恶化，外国银行更是极想抽走资金。他们谁都不想成为在韩国已没有可支付的储备时还待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我们称之为“外流”率即硬通货流出韩国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韩国中央银行把它的硬通货存在韩国银行。这些银行马上用这些美元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因而不太可能拿回这些美元。12月初，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55亿美元以后，韩国的外汇储备仍降至大约90亿美元，“外流率”为每天10亿美元。

    和泰国的情况一样，我们也遇到了披露滞后的问题。韩国外汇储备几乎不存在缓冲余地的消息使市场惊恐。有关韩国外债规模的谣言满天飞。其中一种估计认为第二年到期的韩国外债总规模达1160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重树信心，即使是巨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无法挽救韩国。当时，华尔街著名分析师巴顿·比格斯估计韩国的外汇储备到月底就会耗尽。

    另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选举正迅速逼近。由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层正处在变化之中，市场怀疑该国政府能否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所要求的改革。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三位主要的韩国总统侯选人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们中间没有谁对金泳三总统所同意的改革措施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竞选中的领先者是金大中，他是一位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87年倒台的军人统治时期曾名列死刑名单中，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大中是一位工会平民主义者，尽管其竞选宣言中有某些方面响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要求，但他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如果当选，他想就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条件重新谈判。

    12月18日，也就是选举的当天，财政部和联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处理我们都认为是威胁的韩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问题。在我们就不断深化的亚洲风暴进行的许多次讨论中，我们那天晚上在杰斐逊饭店的晚餐会——在我心中最重要——至关重要的时刻。在那个晚上，白宫曾打来几个电话，讨论克林顿总统当晚将要向显然已经取胜的金大中打的祝贺电话的措辞。我们希望克林顿向金总统转达的基本观点是，他获得了改变其国家行事方式的真正机会——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在晚餐期间，我们对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第一次干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计划，加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额外支持——并没有能恢复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韩国比泰国和印尼加在一起还大得多。如果韩国政府或银行部门未能按时支付其应偿还的贷款，问题会很快通过亚洲、东欧和拉美新兴市场传播开来。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遭受的风险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关注。参加会议的某些人想通过有点夸张的“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境况”的类比来传达他们对此的感受。

    那个晚上的大部分讨论围绕着我们所剩下的其他选择，而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选择是“不管韩国”并以某种方式努力通过支持其他国家来在它周围建起一堵防火墙。但没有人认为这会有效。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其他方式来支撑信心：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拨付，并组合出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援助方案——美国和欧洲要先行为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作为韩国进行更强有力改革的支持。拉里·萨默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应积极拨付来避免“越南泥潭”那样的情况——即：一种无效的逐渐升级。由于问题在于信心，他觉得就像对付墨西哥危机那样，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著名的科林·鲍威尔主义的东西——大规模地展示金融实力。

    但即使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方案本身似乎也不足以恢复信心。晚餐会结束时，大家对各种不太好的选择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但并未得出向何处去的明确结论。在那个晚上要过去时，蒂姆·盖斯纳的呼机传来的消息是，出于对金大中胜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担心，韩元进一步下跌。汉城的市场已经开市，那里已经是清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