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处理中东和东欧的经济改革问题，曾在阿尔巴尼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戴维·利普顿在杰夫·谢弗离开财政部去私营企业任职后，取代了他的职务担任我们负责国际事务的首席官员，他在经济学家中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国之良医”。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时他一直打网球，并常常与拉里争论不休。戴维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8年，形成了与面临极端金融困境国家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后来他一直与另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同事杰弗里·萨克斯一起工作，担任负责处理陷于困境国家事务的顾问，其中许多是东欧国家。戴维曾在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帮助推动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为在代顿谈判达成的波斯尼亚和平协议做出过巨大贡献（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为这一协议谈判而焦头烂额时曾打电话特地告诉我，戴维是与他工作过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他谈了很多他与戴维的事情）。戴维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小组的风格。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高度负责，而且极其认真，但他没有使自己过于焦虑。

    负责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助理部长（蒂姆过去的角色）帮办卡罗琳·阿特金森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卡罗琳在英国长大，以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担任官员。她思维敏锐、分析深刻，而且擅长与难缠的债权国谈判。拉里和戴维常常集中考虑制定计划，而卡罗琳则往往和丹·佐利克一道支持我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所做的分析。

    那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和担心。韩国陷入危机无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标志着某种全新的事的出现。韩国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美国在靠近北朝鲜边境地带驻扎了3.7万美军。一种担心是韩国的不稳定会给北朝鲜做出挑衅举动造成可乘之机。但我认为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一种不同的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的一种未知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威胁。韩国与泰国或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它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主流经济体，这既包括债权关系，也包括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在美韩国银行和在诸如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韩资企业。

    韩国内部的问题与在墨西哥和泰国发生危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固定汇率机制逐渐造成了对韩元的严重估价过高。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一直从外国银行借短期贷款，然后又把这些钱贷给其国内的大型企业如财团。欠下巨额外汇债务的财团的主要收入是当地货币。随着恐慌的扩散，外国银行拒绝继续提供短期贷款，韩国银行的生存面临威胁，而资本现在开始急切地外逃。韩元大幅下跌，尽管政府为保证其本国货币的币值而抛出了数十亿计的外汇储备。

    关键问题再次是如何重建信心和阻止资本外流。对于一个像韩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显然需要数额庞大的资金以及严格的政策承诺。这不光对韩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代价都是极其高昂的。许多债权人和投资者这样想：如果连经济实力很强的韩国都要出现债务拖欠，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贷款又怎么能是安全的呢？在经济景气之际没有过多考虑风险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现在根本不考虑当地经济情况的好坏，竞相从发展中国家撤走资金。这种撤资行为没有理由只局限于亚洲。拉美、东欧和俄罗斯都面临危险。而如果危机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就会很容易被拖入危机。

    危机的这种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瘫痪会在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其他机构的瘫痪。尽管尚未像贸易联系那样被广泛认识，但金融联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例如，日本的银行受到韩国的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与日本银行有密切关系；韩国的危机反过来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以为自己不会受到韩国的过分影响的美国银行造成冲击。

    在极端的情况下，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受到威胁。但如果局势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国际社会的主要领导人更不愿意扩大信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而且在发达国家内，资本会很快用完。整个国际信贷体系出现冻结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将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讨论中，我们集中分析了韩国金融体系的瘫痪会否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