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可以证明股价巨额攀升——正在发生——的合理性吗？艾伦、拉里和我再次经过推测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经济领域产生，但市场可能正对那种真实的东西做出过度反应。这正如奥地利流亡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夏蒙彼得所指出的：有助于产生巨变、提高生产率的几乎每一项发展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至少在我看来，这种过度反应的倾向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市场是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他们往往在两个极端方向上都没有节制，因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没有节制。

    我们继续进行的某些讨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可做的，我们这些人——处在现在所在的位置上——能够或应该为减轻这种倾于过度的人类本性做些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我们都认为，经济政策决策者不应成为市场评论者，或者说，我们不能按日本人以及我国先前某几届政府所试图采取的那种方式——通过公开讲话使市场涨或落——来引导市场。但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某些管理措施在促使投资者严守纪律方面可能会有一定作用，而且一定能有助于保护金融系统本身。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显然是一个着手点而且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至少在原则上。但此类机制类似这样一个古老的谚语：你能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饮水。如果投资者对风险和定价毫不在意，那公开世上所有的信息也无济于事。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没有真实收益的各公司完全公开了自己的信息，但国际互联网的股价仍然暴涨。

    鉴于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所能达到的成效有限，我认为，就制约市场过度行为以及缓解这些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言，限制举债经营也是必要的。多年来，银行和注册经纪人一直被要求具有一定的（注册）资本，以股票为抵押进行借贷时，所有投资者都得服从最低赢利要求。但其他类型的金融制度（包括投机基金）则没有管理举债经营的制约措施——除最低赢利要求外，即使有，也只是与买空或卖空的各种手段有关。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将投机基金当做一类投资者而施加特别的举债经营规则。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尽管随着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决策者可能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被认为涉及某种系统风险的话。但我坚决认为，这些派生交易手段——很少或完全没有举债经营限制——应该以全面的、更高的最低赢利要求为条件。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一场危机的情况下，这不会被付诸实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精细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是有用的，但当市场开始变得非常起伏不定时，派生交易可能会对整个体系构成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技术因素，它们可能促使派生交易操作者突然需要在基本市场上进行买卖以维持适当的投机势态。随着事实上尚未偿付的派生交易量的大量增多，至少可以想像，这对已经遭遇破坏的市场可能造成巨大影响。证明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某种迹象在2003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利率的突然抑制改变了抵押证券的投机要求。结果就是实质性地使这一抑制更为严重。类似地，在1987年，某些交易者估算“保险业投资组合”，廉价出售股票指数期货，这对1987年10月19的股市崩盘实质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后来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拉里将我对派生交易的担心描述为偏好用木制球拍打网球——而不是人们今天使用的、击球更为有力的石墨和钛制球拍。也许吧，但我仍然希望实质性地减少那种使派生交易成为可能的举债经营。

    我关注的另一个事项则是贫困和城市贫民区的困境，并把他们当做重大经济问题，而这不大像是一位财政部长的典型做法。我们首次在财政部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这些事务的部门，由极其能干和高度负责、在最高法院担任过书记员的迈克尔·巴尔领导。这类问题通常被表述为有关“是否对穷人提供帮助”的争论。尽管这里涉及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但你不必以利他主义作为处理贫困问题的理由。减少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贫困可能滋生犯罪、造成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增加社会成本，影响非贫困人士的生活。

    但我很快认识到，推进帮助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区的少数种族——的计划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原则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种主意；即使是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旨在鼓励工作而不是领取福利的计划也遭遇强烈反对。但穷人难以被动员起来以推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各种团体在自己关切的事项遭遇威胁时都能施加巨大的压力：环保主义者、劳工、老龄人、商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团体——但穷人这一团体除外。你不能指望会发起一场支持食品券或城市平民区就业计划的写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