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让这样一个人——他被认为在市场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一定信誉——平静地、考虑周全地发表讲话，这可能的确对某种不稳定局势下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作用，尽管他的讲话与眼下的市场现象无关。避免就市场进行草率地评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建立和维持某种信誉，当真正需要时，他就会有用武之地。

    鉴于道琼斯指数在克林顿于1992年当选后显著上升，白宫的政治人士常常希望总统以股市的强劲势头居功。我争辩说，通过指明股市的运转良好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这对总统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错误。股市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起伏，并且可能持续夸大或不充分地反映现实。我有时以这样的论点对克林顿的顾问们进行劝说，即：如果克林顿以股市的上扬居功，那他也会因股市的下跌受责。剑能助你生存，也能导致你死亡。

    成为财政部长大大增加了我与美联储的交往。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始终支持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地位，我在财政部继续坚持完全相同的立场。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国中央银行行长具有为反经济周期而采取行动的职责——在经济下滑期间促进增长，而在强劲的增长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时限制货币供应。后一项任务本质是不受欢迎的。历史上任职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说过这样的名言：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在派对刚要开始时就把潘趣酒碗拿走的家伙。因此，美联储主席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任期——其任期的确也是固定的，而不是由总统加以任免。这有助于使他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1993年前，总统和财长有时就美联储在利率问题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并且有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对美联储主席施加压力。相对而言，比尔·克林顿始终坚持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这一原则。每当白宫有人提出相反的建议时，我就会争论说，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开）评论是一个坏主意。首先且最根本的是，美联储有关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尽可能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其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显而易见的尊重可以巩固总统的信誉、经济信心以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健全所持有的信心；第三，任何这类想法都可能影响到债券市场，即：美联储主席处于那种可能对美联储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压力之下。前往财政部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因素：我们建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比索危机期间的墨西哥），应该使他们的中央银行行长不受政治压力影响。试图对我们自己的中央银行施加政治压力，这就可能破坏我们给别国提出的那种解救方法（的可信度）。

    无论总统就公开评论美联储一事持有什么样的哲学，他们每一位私下可能都对他抱怨不止。就任何不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一点的决定而言，人们事后自然可能对他品头论足，尤其是当这样一个决定产生于选举临近时。即使就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都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克林顿总统而言，幕后讨论有时也变得相当激烈。1994年，白宫中的一些人怀疑——完全错误地：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伦·格林斯潘可能正出于某种政治偏见而不必要地提升利率。我回应说，在我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正在防止经济过热，以延长复苏。这最终会使总统在政治得益——当他参加1996年连任竞选时。

    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正确性。但这类针对政治动机的怀疑——尽管在这件事上没有被证明为具有合理性——但留下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美联储主席不断犯错或办事不力或为政治动机所驱使，人们该怎样办，而且谁该做出这些判断？就格林斯潘而言，我们显然从未陷入必须面对这些难题的境地，但这些问题不是能够轻易回答的。

    在财政部，我与格林斯潘的私人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财政部和美联储工作人员在众多问题上紧密合作，尽管一定程度上有那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机构间竞争。有这样一个传统：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定期会晤，在我之前的劳埃德·本特森保持了这个传统。于是，我现在每周至少与艾伦会晤一次，在我或他的办公室里共进早餐，拉里·萨默斯不久也参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