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白人小伙子的麻烦是他们不想去打仗。”

    我卑躬屈膝地对他说：“我绝对不反对战争。我只是想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他说：“但我怎么知道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名牌大学？”

    我答应给他看一封信。所以，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瑟·史密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说明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公认的学术机构。

    在我到伦敦前，除了指望着全家到墨西哥旅行或小学组织到古巴集体游览，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在欧洲的一年极其增长见识，所以我向所有有机会的人建议，在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待一年。就在我出国前，我在迈阿密和一位经常到世界各地的妇女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我父母的一位朋友。她告诉我，说我应当张开身心，吸收我所有能够吸收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说，那也是我的想法。

    哈佛大学代表着一种美国文化，虽然因为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尤其是在其研究生院，它也是一种国际都市文化。另一方面，伦敦经济学院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文化，有来自全世界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前英联邦国家以及很快就要成为前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我碰到了印度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和西印度人。这些学生所代表的政治见解远比我以前所碰到的广泛得多。许多学生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反映出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都有着广泛的支持。我当时想，就像我现在想的一样，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国有制概念有可能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但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辩论也有助于我形成自己在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兴趣。

    与经历和观点与以前我所遇到的人如此不同的人接触使我开阔了思路。哈佛的人认为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和经济学的问题，我第三世界的朋友则认为这些也是尊严和尊重问题。例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为了显示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优秀，希望拥有自己的钢铁厂和航空公司，尽管有人认为这对低工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从不同视角看同一个问题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此而言，上述观点都有局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承认和尊重个人尊严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尊重本身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观。而对这种希望得到承认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敏感性，对于处理管理和政策问题，不管是在华尔街的交易厅运作生意还是在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以所谓“插班生”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注册入学的。因为是为了获得学位证书而不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学力用功，我在这所学校没有特别上心地学习。我会去听讲座和写指导教师布置的论文，但我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与人们交谈。自由的感觉是太好了。在我所住宿的厄尔考特路的宿舍里，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在半夜里吃晚饭，晚睡晚起，整天读书。或者我可以去听可能会让人感兴趣的讲座，然后去会个朋友和打墙网球。我随身带着一本词汇手册在地铁里学习法语。我也有些像是个政治旅行家，例如参加在特拉法尔加角广场举行的抗议刺杀卢蒙巴的示威活动，卢蒙巴曾被选举为刚果共和国总理。我没有参加抗议活动，而只是饶有兴趣地旁观。

    我还认识了一帮住在厄尔考特路邻近、年龄和我相仿的外国人。有一些来自如马耳他和波兰等地的假贵族和真贵族。我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围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制度和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