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