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人员拥入电梯，然后挤过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办公区的玻璃门。出示搜查证后，他们蜂拥进入各个办公室。公司员工吓呆了，惊恐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完成搜查之前，员工们一个也不许离开。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把文件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时，他们装运了三百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材料——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还叫来了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要他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莉萨·琼斯发传票。在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实施突击搜查那天，杜南飞往加利福尼亚，接着乘车前往莉萨·琼斯的家。琼斯住在洛杉矶北郊一幢新式的公寓楼上，杜南来到琼斯的门前时，接近晚上10点。
琼斯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个人奋斗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的化身。她14岁就从位于新泽西的家里跑出来，一路西行来到加利福尼亚，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出纳员工作。她是高中学历，学历证书是通过进修同级课程获得的。现在，她只有25岁，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当交易助理，年薪为11．7万美元。她是布鲁斯·纽伯格的助手，上班时离米尔肯本人只有一步之遥。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具体工作是替纽伯格写定单，并发到各个交易所。有时，她同时要接打三个电话。她工作很努力，已过上了一种具有一定舒适程度和保障水平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她是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并乐于提拔的员工。
杜南按响琼斯的门铃，琼斯过来开了门。她是一个浅黑型白人女子，身材矮小，深褐色头发卷曲着。“我可以和您谈谈吗？”杜南彬彬有礼地问，接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带有给她的大陪审团传票。琼斯请杜南进来，来到她的起居室。杜南很快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大致说了一遍，向琼斯表明他对有关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谈话一开始还挺顺利，琼斯坦诚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关系及有关细节。接着，杜南把谈话引向问题的关键。
“你在为他们做寄存吗？”杜南问。
“是的。”琼斯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是为了税务目的吗？”杜南继续道。琼斯突然现出不安。
“不，不是。”她说。说“不是”两字时，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找律师说。”杜南叹了口气，但没有再逼问她。
“我们一直希望你愿意在这个调查中与我们合作。”杜南说，口气中带有遗憾。然后，他把大陪审团传票留给她，走了。琼斯赶紧打电话找律师，由于担心家里的电话被监听，她找一个投币电话打。她把电话打给她认识的惟一一个律师。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调查人员开始把起获的材料分类，并检查录音带的内容。带子上的录音很多都是例行事务，对政府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卡图西耶罗取得了一个非常发现：显然是由于涉及一起客户纠纷，1984年12月份有几天的录音没有销毁。当他播放这段录音时，有几段对话让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他赶紧把贝尔德叫来。
他们很快把大约二十段对话集中转录到一个录音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案和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都召集过来，听这些录音。听着带子上的内容，他们非常高兴。在这些重要录音中，多数是纽伯格与查尔斯·扎泽基之间的对话。扎泽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合伙人。同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磁带中发现了可以证明加里·莫塔斯克（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交易员）有罪的录音，他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替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做过一些寄存交易。莫塔斯克一直顽固拒绝与政府合作，这个录音证据可能击垮他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