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即11月15日）上午，西格尔和简·戴来到拉考夫的办公室。这天西格尔的心情比前一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把有关问题又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简·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他。他感到一个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轻松了许多。他信任政府，愿意改正。他会受到惩罚，但之后一切都会过去。他觉得政府似乎有点像他的父母，会关怀他的。

    在拉考夫的办公室，拉考夫的本案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马蒂，昨天你情绪太低落，而今天又太高涨。”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利弊，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实际并非那么悲观，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接着，拉考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直入正题：“我们掌握他的情况。我们有三个证人：伊凡·布斯基、送钱人和送钱监督者。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可以有些用处。我们了解弗里曼的情况。”拉考夫对卡伯里提到弗里曼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是他刚在西格尔坦白案情时知道的。拉考夫自忖卡伯里是否在虚张声势。

    “为便于讨论，假设案情是这样，”卡伯里继续道，“我准备提出四项控罪。”

    拉考夫先不做出反应，他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条件。比如到时候会赶上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犯人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时赶上哪个法官，该法官就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直到宣判。拉考夫希望西格尔认罪协议的达成要选时恰当，以便赶上一位仁慈的宣判法官。卡伯里说政府会尽量保持灵活性，但西格尔要与政府合作。拉考夫问是不是要西格尔带窃听器，卡伯里说是的。

    拉考夫把卡伯里提出的条件回来告诉西格尔，西格尔说可以接受。于是拉考夫向卡伯里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价值预估，表示西格尔能够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但拉考夫没有提出弗里曼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卡伯里提出把对西格尔的控罪减去两项。拉考夫说可以达成协议，但还要视与证交会的谈判情况而定。

    接着，拉考夫给证交会的林奇打电话。证交会仍然被布斯基一案的不利宣传刺痛着，急于把西格尔作为与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炫示，以说明布斯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舆论曾批评证交会对华尔街的罪犯过于心慈手软，它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批评的风险。拉考夫问证交会想要什么。

    “很简单，”林奇回答有，“除了他的两座房子，我们都要。”（拉考夫把这个情况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得了70万美元。”）拉考夫激辩说，证交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最起码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的钱应该保留，这些钱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与非法活动无关。在证交会与拉考夫的谈判中，证交会方面主要是斯特克出面谈的，他最后同意了这一点，并以此达成了协议。但是，沙德和证交会其他委员否决了这个协议。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所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西格尔任意摆布，而且他们决心借此消除以前不利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缴纳金和两座房子，就这些。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证交会不允许德莱克赛尔把这笔奖金发给他。

    拉考夫认为可以就这些严苛的条件与证交会再争一争，但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事情到这一步，西格尔吃惊地发现自己对钱已经不在乎了。以前，当他的收入达到六位数时，钱似乎很重要，但它从不足以给他带来所需要的安全感。如今，他已被毁了，无论他有多少钱。所以，即使一分钱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格尔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助于减轻他在公众心目中的罪过。如果严惩就是赔罪的代价，他甘愿接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挥之不去的疑虑的话，那就是他怕以前的华尔街同行们说他与政府商定的协议是一项“赔本买卖”。对一个技能娴熟的业务员来说，这种评价是令人尴尬的。

    虽然政府协议的最终细节到12月中旬才能定夺，但与证交会的协议一周之内就大体就绪了，而与检察官办事处的认罪求情协议很快就最后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了秘密与政府合作，就像布斯基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考夫和西格尔来到世贸中心对面的联邦邮政大楼，悄悄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要在这里与卡伯里等人见面，而选这个时间（晚上10点）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邮政巡查员办公室，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卡伯里和杜南。

    卡伯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有一个“科伦布”的外号。西格尔第一眼看到他，就发现他的外表印证了这一点。卡伯里的衬衫紧绷着裹在滚圆的腰身上，上面有几处蕃茄酱留下的污渍。西格尔还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查尔。杜南负责具体安排西格尔做秘密调查工作。西格尔仔细端详了一下杜南，发现他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