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