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基坚持要西格尔再去电话亭交接钱。他说：“我好不容易把这钱给你弄来了，你得把它取走。”西格尔仍保持着警惕，不愿用这种方法，但他又不能不去把这笔钱取回来。拖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又去到那个电话亭，这次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与上次一样，箱子里的钱少了一些，但西格尔懒得再跟布斯基说。他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他不想总是生活在恐惧中。

    在西格尔看来，与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的付款也结讫了。他开始彻底停止给布斯基打电话，而当布斯基打电话给他时，他要么躲避，要么说忙，要么刚说两句就急着挂线。很快，布斯基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一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急匆匆地结束通话时，布斯基轻轻地问：“怎么回事，马蒂？你不想跟我说话，也不再给我打电话。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你不再喜欢我了吗？”布斯基的声音柔柔的，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伤感。

    对西格尔来说，他与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关系不是他对《财富》刊出那篇报道感到恐慌的惟一原因。就在他坚持与布斯基保持距离的时候，也就在弗里曼提醒他注意关于与布斯基关系的不利谣传的时候，他正在与弗里曼进行着内幕交易。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不是受西格尔个人利益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利益需要的驱使。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公司运作陷入了危机，公司盈利严重依赖于西格尔。就在公司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和承销佣金）已经枯竭的时候，公司决策者却迟迟不愿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与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不同，它不自我开户交易。阿尔·戈登和德农齐奥都认为，公司自我开户交易会模糊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虑的公司运作都很红火，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一个套利部，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套利业务，摩根·斯坦利公司近来也欣然介入了这个领域。

    德农齐奥被公司里一些年轻人起了个“驼鸟”的绰号，讽刺他是一个不正视现实的人。每当有人提议新的业务方向时，他都要问该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给客户提供服务所“必须”从事的，而答案很少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们的基础资本都在飞速增长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资本增加处于停滞状态。该公司仍然在依靠它的零售经纪网和分销能力来增加资本，这是一种过时的方法，而且利润率越来越低。

    更为糟糕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声誉在1984年3月遭受了一次重创。该公司年轻的证券经纪彼得·布兰特向证交会承认参与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在宣传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杂志广告中出现，是一个为人圆滑、不甘平庸的人。在威南斯内幕交易案中，布兰特是政府的主要证人。威南斯全名Ｒ．福斯特·威南斯，原为《华尔街日报》记者，主持该报富有影响的“道听途说”专栏，曾多次预先向布兰特泄露专栏内容。这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起内幕交易案。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公开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故事中有酒鬼律师，有同性恋者，还有在豪华餐厅和马球俱乐部里召开的秘密会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卷入，公司极力淡化这件事，但公司的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好像形同虚设。

    这起事件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源的工作显得更加迫切。早些时候，德农齐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名叫蒂莫西·塔伯尔的年轻人，对他挺有好感。塔伯尔英俊潇洒，看上去有点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背景吸引了德农齐奥和戈登，他们聘他为公司顾问，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塔伯尔审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业务运作及其盈亏状况，得出结论说，公司的生存取决于开发新的盈利渠道，公司必须大胆进行自我开户交易，舍此别无选择，为此公司需要建立一个套利业务部。塔伯尔主动要求亲自参与这项新业务，他说他做过一些股票购买权的自我开户交易，但并没有套利方面的经验，交易知识也不多。

    德农齐奥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塔伯尔的建议，决定在公司开展套利业务，但要求不公开地进行。他安排公司的资深交易员理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