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能力,对于当前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所以哪怕在忙里也想偷闲,苦中亦要作乐。这种安分知足思想,其实是由于古来各家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致。儒家学说既主张礼让不争，更提倡安分守命,教人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对于物质**,各家学派的共同原则都偏重于消极的节制,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如儒家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道家鼓吹清静无为,墨家提倡强本节用;这种克制物质**的主张,似乎都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其社会化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个人的行为倾向于社会取向,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和谐和统一,和谐成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会的共同要求和规范。由此一来，对和谐的追求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求和性格。它表现为，为全局着想，人们不应当过于在乎自己一己之利,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要求,这才是中国人的求和性格的实质。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他们的社会化性格,求和的结果和目标是社会得以和谐稳定,这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及个人的长远利益的,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使人们的利益焦点不仅放在个人身上,而且还放在社会整体上,人们关心这个社会,重视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化性格不断得以强化,最终形成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