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台湾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柏杨，他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曰《丑陋的中国人》，轰动一时。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劣根性”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人受封建传统影响的积习太深，中国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酱缸文化”，在中国这个大酱缸里泡大的中国人，难免会带有很多陋习。这一观点虽有些偏颇，但确有使人振聋发聩之功。其实平心而论，但凡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祖辈遗传下来的毛病，这一点无需讳言。这些缺陷如果表现在管理中，无疑会给管理活动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中国人能耐中消极的一面，绝对是值得管理者警惕的。我们姑且将其归纳为四大特性，即派性、奴性、妒性和盲从性。

    派性

    不少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国有着“君子不党”的古训，而且孔子也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训诫，但中国历史上，仍然是党争不断。从东汉时期开始，就有了著名的“党锢之祸”，此后历朝历代，党争之祸愈演愈烈，未入朝堂往往要先认

    山头。明朝的东林党，清代的维新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一方典型的例子。直到民国时期，蒋介石的麾下还分为“黄埔系”、“政学系”、“CC系”等若干派别，相互倾轧,明争

    暗斗，使得民国政局一片混乱。解放以后，这种现象被斥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经过数次整肃,已然很难明目张胆形成气候。但是“山头”和“宗派”在我国远未绝迹,在各种组织中都会存在,而且更多的则转入了地下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在大团体内部搞小团体，然后再把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整个集体之上；轻则闹闹独立性，重则走上分裂道路，使整个组织土崩瓦解。这就是派性的危害。然而在有些中国人的群体中，派别林立、互不买帐。组织和单位里面，有时好几个派别同时存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也往往拿它们没辙。

    其实，如果是一帮志趣相投、观念接近、目标一致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工作、生活乃至思想上的交流，互相促进、彼此激励、共同提高，当然是好事。这在西方管理行为学中，称为“非正式组织”，不见得能有什么危害，反而是正式组织的有益补充。然而有些中国的小团体与西方的非正式组织有很大不同。因为这些小团体总是会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体利益，对于圈子以外的人视同寇仇,这些无一不是派性在作怪。

    奴性

    鲁迅先生的文风相当犀利尖刻，他就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中国人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有的中国人身上存在奴性。在中国历史上，为抵御外侮而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英雄人物诚然不少，但是那些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汉奸，也不乏其人。难道这是因为这些中国人都贪生怕死吗？不尽然。当年慈禧太后在忙不迭地割地赔款的时候，就说过一句名言：“宁与洋人，勿与家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有些人甘做奴才的嘴脸。五代时的石敬瑭，心甘情愿向契丹称臣，并自名为“儿皇帝”，实在是无耻到家了。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一度汉奸辈出,实在令国人汗颜。

    奴性还反映在甘受命运的摆布，总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这一点上。他们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很少自主自觉地奋起抗争，而总是希冀能有什么“救世主”出现，好拯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点从很多在百姓当中流传广泛的故事、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清官戏特别多，诸如有关包公、海瑞的剧目就久演不衰，似乎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清官身上，或者干脆指望上苍能赐予他们一个体恤民情、辨察忠奸的好皇帝，这样人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水浒传》就是一部反映这一主题的典型作品。一百单八条好汉在水泊梁山扯起“替天行道”大旗的时候多么风光，可是最终却全伙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最后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说到底，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中国人骨子里面深深的“奴性”。

    某些中国人具有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