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中医的例子。本来医学是最严肃、最具体、最不带伦理色彩和模糊色彩的一门科学,但中医治病时照样把察言观色、望闻问切当成重要手段。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在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机制时,不须费力去弄清人体每一器官的具体形状、结构,而是要强调人体及其生理机能与天地间的对应关系,揭示心、脾、肺、肾、肝等脏器生理功能反馈调节的模糊化模型。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医学更接近于形象化的辩证思维,它使用的不是病名诊断而是直接疗法诊断,即根据身体外部表现的病症进行诊断而不去了解成为病因的局部状态。所以中医决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医术。外国人对此往往就不明白，难道只需要在后背上扎几根银针，就能治头疼？明明是肺部出了毛病，中医却偏要在脚上下功夫，进行“足疗”,真是匪夷所思。

    除了上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很多日常习俗中领悟到中国式思维习惯的妙处。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姓氏排列,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民族整体。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为序,地址以国、省、县、乡、村为序,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隶属关系。而西方人则不然，通常先突出的是自己，然后再一步一步向外延伸。中国人写文章，在章法上讲究起承转合、结构完整；描写人物,注重整体刻画,动辄采用类似“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艳若桃李,倾城倾国”的字眼,而不具体描绘人家美在哪里；叙述故事,讲究来龙去脉,有始有终；就连描写爱情,也多注重作者主观的整体感受,缺少细致的心理分析。尤其是绘画讲究气韵生动,重气轻形,那些刻意模仿自然物象原色原貌的工笔画,常被人贬斥为“匠气”十足,不够高雅。至于中国的诗歌，也多以抒情为主,讲究意在言外、情景交融,因此像荷马史诗那样的煌煌巨篇很少产生。

    就中国人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简洁，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的确，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有规律可循的大自然。人间的事有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一点常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在人与动植物之间进行简单类比。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