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写成结案意见上书求皇帝批准，他们摸清万历帝这位超级懒汉的习性，奏章十有**不会批复，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这个案子一拖，就不了了之了。

    可那时认真的官员不止王之寀一人，刑部员外郎陆梦龙力争在奏报皇帝前，还是大家公审一次案犯，查出真相。看来当时除了皇帝专权外，官僚系统各部门的一把手还不能一手遮天，下属可以和上司据理力争。

    陆员外郎的建议合情合理，尚书无法拒绝。于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那天张差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疯癫的样子，在刑具的震慑下，他画出了进东宫的路线图，并交待了案情，比王之寀私下讯问的结果有所差异，据张差交待，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入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露了出来，这是一起典型的有预谋的雇凶杀人未遂案，杀害的对象是皇位继承者太子。太监背后肯定有指使人，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已不是难事。于是科道官员何士晋上奏折，将幕后策划人指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而且暗示贵妃和此案有牵连。

    如果一旦查实何士晋的判断是正确的，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接到这份奏折的万历帝大怒，可又不能明确惩罚何士晋，否则的话显得自己心虚，只好不久后找个理由把他调到外地做官。

    此时，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很可能是幕后人的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内阁大臣方从哲。贵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释，而皇帝除了偏爱贵妃和福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你想呀，皇帝喜欢的贵妃和弟弟雇凶害太子，皇帝又偏袒贵妃，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内阁大臣未必想讨好郑贵妃，作为辅佐皇帝的相，他们也是从政治稳定的层面考虑问题。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案子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请求圣裁，可皇帝此时也犯难了，天下人早已对他不喜欢太子议论纷纷，而当年妖人诅咒太子的事牵扯贵妃和太监刘成，被皇帝包庇下来了，此番如此重大案件，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于是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贵妃此时知道了利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郑重。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了吗？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不要隐瞒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太子当然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他们父子十分亲爱，如果外臣议论纷纷，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太子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而两个太监，没有交给刑部审讯，因为害怕供出后面的指使人，便将他俩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大案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了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局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帝那样做是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而太子的表态不但赢得了孝顺、大度的名声，而且经过这场风波，他的皇储地位真正稳固了，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显不出多少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