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