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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皇武则天(1/2)

    一直在想,武则天到底应该算在女皇传里,还是算在后妃传里?实际上,这两种身份于她都是适用的。更明显的就是她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登基称帝过的女子。因此,说她是女皇,更为明确一些。

    很多人以为,武则天是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高位的。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武则天是唐王朝显贵重臣的女儿,最多只能说她不是出自顶级士族大家而已。而这也正是她能被唐太宗点名召入宫中,并且立即就受封五品“才人”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无论是人生还是前程的开端,武则天的命运都与父亲武士彟息息相关。

    武士彟又名武信,北魏时他的六世祖武洽出仕为官,直做到五兵尚书,封为晋阳公,食邑文水南徐村一带。因此从武洽开始,这一支武氏家族就落籍山西太原文水县。

    《新唐书》里说,武士彟是一个木材商人,对于他的其它经历没有多做记载。那么,一个区区商人是怎么和大隋王朝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拉上关系的?直到长安元年(公元701)十二月,一块“攀龙台碑”的树立,才算是为后人留下了解开迷惑的又一道钥匙。这块巨碑高五丈宽九尺厚三尺,号称是天下第一巨大的墓碑,碑文由武则天当时的宰相李峤撰写、儿子相王李旦手书,长达六千七百余字,几乎可算是武氏家族的一篇族谱。

    据这篇碑文所描述的情形来看,武士彟是隋朝东都丞武华的第四子,生于北周建德五年(公元576),然而他早年的人生非常坎坷,**岁丧母,刚成年又亡父。他竭诚守孝,颇有名声。于二十八岁这年(仁寿四年公元604)在隋文帝第五子、并州总管太原牧汉王杨谅的推荐下来到仁寿宫求取功名。谁知运气不好,刚到没多久隋文帝杨坚就在当年七月一命归天,杨广篡位为隋炀帝。武士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杨氏家族的内讧之中。

    隋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伽罗一共生育了五个儿子,分别是废太子杨勇、炀帝杨广、秦王杨浚、蜀王杨秀、汉王杨谅。

    杨谅做为幼子是极得宠爱的,当初隋文帝送儿子出任并州总管的时候,还亲自为这个宝贝儿子送行。后来杨广想要以巫厌之名陷害蜀王杨秀的时候,不但在假造的木人上面刻写隋文帝的名字,更还刻了杨谅的名字,以坚定文帝厌弃蜀王杨秀之意。

    从杨勇被废、杨广为储君之时,杨谅就已经预感到自己未来处境不妙,早已借防备突厥为由在晋阳大举整军,发展自己的私人武装。自蜀王杨秀被废为庶人之后,杨谅做为被利用的当事人之一,当然比糊涂老爹杨坚更快地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当隋文帝杨坚驾崩、炀帝即位并传召的诏书下达之后,杨谅便做出了起兵的决定。然而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杨谅优柔寡断,根本不是老狐狸杨素所率的“政府军”的对手,最终一败涂地,被迫投降。

    杨谅投降后,杨广倒还要装一装“手足之情”的门面,并没有立即处死他,只是除籍为庶人幽禁起来。倒霉的是并州官民,共有二十万户被牵连,或被处死或被流放。

    杨谅和并州闹成这个样子,受杨谅举荐的并州人氏武士彟自然也落不了好去。宰相杨素早已看他不顺眼,这时便想趁机将他编进杨谅党徒一刀两段。总算武士彟命不该绝,在观王杨雄和牛弘等人的救护下总算逃离了京城,平安返乡。

    受了这一场大惊吓的武士彟不敢轻易露面,躲在山林郊野之中,摆出一副吟游修道的姿态。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武家的祖先虽然曾经富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子孙未见得处境有多好,因此很有可能在武士彟之前武家就已经开始了农商生涯,而大发迹则应是在这一时期,武士彟的木材生意做得规模很大,动辄就是“数万茎”,成为巨富。

    武士彟当然不会以经营木材生意为满足,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而已。据《太原事迹》记载,武士彟和自己的生意伙伴许文宝常在林间读书,尤喜兵法,自诩为“厚材”,常说自己终有出人头地大贵的一天。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武士彟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他首先是为避祸来到河北道总管府从司任骑司参军,随后又在杨玄感之乱中好好地实践展现了一把自己多年研读兵书的心得体会,立下军功晋升为“晋阳宫留守府司铠参军”。当然,他的这个中层军官身份也很有可能是大笔银子买来的功名,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出来的事迹足称大手笔,绝非普通富翁所能企及。

    当时的隋王朝,连年兴兵失利,已经开始出现了亡国之兆。武士彟多年研究兵法,又一向自诩“状貌非常”,于是留意兵事,将上至黄帝下至当时的战事谋略及成败缘由辑录成书,写出了共计三十卷的《古今兵要》。

    既然财才兼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货与帝王家”了。武士彟环顾四周,最后认定时任并州留守的隋王朝外戚重臣唐国公李渊“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与从事也”。下定决心将身家性命都押在了李渊的身上。他跟随李渊多次出征,将自己巨额的家产都任由李渊使用,还将自己所著的兵书献给李渊,很快就成了李渊的心腹部属,也是最早劝李渊起兵的开国元老之一。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李渊起兵的前夕,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及司兵参军田德平等人先后想要向隋王朝告发,都被武士彟巧妙阻止,为李渊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就在这一年,武士彟随李渊起兵。起兵伊始便获授中郎将,攻下吕州又晋右光禄。在霍邑,唐军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的顽强抵抗,久久难以攻下城池,十分艰难。一时间军心浮动,很多首倡起兵之臣都打起了退堂鼓。而武士彟在此时则成为坚持力战一派,因此在霍邑平定之后,心花怒放的李渊当即将他封为寿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攻下京城之后更又加封光禄大夫。

    武士彟对自己这一局明智的豪赌非常满意,不禁也神神叨叨起来,说曾经做过一个奇梦,梦中李渊骑着自己登天抚弄日月。言下之意,当然是说李渊有真龙天子之命,也顺便提醒李渊不要忘了自己的功劳。李渊倒并不糊涂,听后哈哈大笑道:“你这家伙想要拿这些玩艺献媚我吗?”话虽是如此说,但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何况这话正中李渊称帝的下怀,李渊心里还是非常受用的。(这种说法是《新唐书》中的,据《攀龙台碑》所描述的梦境,则是李渊和武士彟一起骑马登天,一起抚弄日月。碑文的意思当然是说武士彟也有帝王之命,为武则天追封父亲为“孝明高皇帝”造势。但是综合来看,武士彟不是糊涂蛋,很明白自己当时“从龙之臣”的身份,编这个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拍领导马屁,因此是不会让自己在梦中分领导之惠的。)

    隋皇泰元年(公元618),李渊终于正式登基,建立唐王朝,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同年,武士彟便被封为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井钺将军。武德三年(公元618)又成为工部尚书。其间李渊若是离京,还让武士彟“总留台事”,统领关中十二军中的一支,可谓宠幸无比。

    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话用在武士彟身上再合适不过。由于他与唐高祖李渊之间深厚的交情,不但本人成为从一品的应国公,就连他的两个哥哥都同时被封。武士梭封司农少卿、宣城县公;武士逸则为行台左丞相、六安县公。李渊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并州之日,恒往卿家,今欲使卿一门三公,用微答主人之意也。”——当年跟着武士彟一起做木材生意的许文宝也因此平步青云,依靠武士彟之力一直做到了刺史级的官职。

    好事接踵而至。

    大约也就在武士彟于武德三年做上工部尚书之后,他的糟糠之妻相里氏病逝。相里氏的家世没有任何记载,武士彟娶她的时候,还只是文水乡下的一个土财主,若以民间“高嫁低娶”的普遍情况来套的话,那么相里氏的出身只会比武士彟更低。

    而当时的社会情形非常看重门第,尤其从南北朝开始,社会上就开始了一种矫情过度的“氏族门阀”制度。即使在高层统治者内部,都分了多种门第。最贵重的,就是所谓的“清流五大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此五姓被称做海内第一等高门。这五姓的男女,自命身份,不肯轻易与外姓联姻。甚至为了自命高洁,连皇帝家都不肯轻易许嫁。即使有些因各种原因嫁娶予外姓,也往往向对方索要巨额聘礼或陪嫁,还在成婚后对配偶及亲属高傲无礼、目中无人。——给我的感觉,跟这五家搭亲家的人,不是吃错了药,就是有受虐的爱好。

    毋庸置疑,武士彟虽然凭借自己的力量跻身权贵,但是他们夫妻的出身门第,仍然是他无法跨越的难题。现在相里氏死了,四十出头的武士彟势必要再娶,现在他已经是堂堂尚书,再娶一个出身较高的妻子,也就成为他抬高武氏身份的另一个好的选择。

    大约就在武德四年(公元621),武士彟迎娶了继弦杨氏,她就是未来女皇的母亲。按《攀龙台碑》的记载,唐高祖李渊对开国功臣武士彟这次旨在提高世阀的再婚非常重视,亲自为他选择了杨氏为妻,并亲为主婚。

    关于杨氏的出身,一般认为她是隋王朝宗室杨达的女儿。虽然持的异议的人不少,然而杨氏嫁进武家时的年龄:43岁,似乎已经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击这些异议——以武士彟当时的官爵,若不是看在杨氏的门第份上,他完全犯不着娶一个已到中年不再青春美貌的女人。然而奇的是她在嫁给武士彟之前的身世确实笼罩在云雾里。别说杨家是名门世家,就算是寻常民间女子,到这个年龄也早已该为人妻母了,然而杨氏在入武家之前的43年竟没有留下任何可信的记录。——假如她曾经有过婚史,那么嫁给了谁(汉唐从不讳言高门女子再婚改嫁,避而不提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她初婚所嫁的,是个在改朝换代之际犯忌讳的人)?如果她没有过婚史,那又是为什么(最令女皇难堪的一种推测:因为她的母亲虽然出身高贵的杨氏,却竟是伎婢所生,以至乏人问津,在闺阁中耽误了青春,不得不以崇佛孝父搪塞嫁不出的事实)?无论是有无婚史,哪一种推测都可以导出杨氏在嫁给武士彟之前不曾在娘家得到过什么父母手足之情的结论。从史书和碑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当武则天成为皇后乃至女皇以后,对母亲的身世曾经做出过多方辩解,对于杨达嫡出的儿女没有特出的优待……理由当然不言自明。但是算起来,杨氏还是隋宗室观王杨雄的侄女,而杨雄当年又对武士彟有救命之恩,武士彟当然还是乐于缔结这段姻缘的。

    不管怎么说,总之,45岁的武士彟迎娶了43岁的杨氏,这对年貌相当门第权势互补的男女结成了夫妻。

    既然成婚,孩子当然也就应运而生。杨氏先是诞下了长女,随后又在武德七年(公元624)正月二十三(2月17)生下了次女。——当然,迎接初降人世的武二姑娘的并不是什么隆重的仪式,相反,很有可能是父母的失望。此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不受欢迎的二女儿竟会是未来的皇后、女皇。武士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带着母亲高贵血统的嫡子,取代门第卑贱的前妻之子;而年纪老大的杨氏更希望自己能够抓紧已经不多的生育机会尽快生下儿子。

    ——但是不管此时的武家夫妇是怎样的心情,历史所知道的是:未来的女皇终于降生了。

    说起来杨氏也真是不简单,将五旬的年纪竟还陆续生了三个女儿,最后一个女儿更是生在她47岁乃至更大年纪以后(因为46时她才生下次女),生育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有道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做为她的女儿,武则天能在28岁的“高龄”之后,一连为高宗诞育四男二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士彟的长安城中做京官的同时,开国之初的大唐兵戈不断。武德六年,辅公袥在江南起兵反叛,唐高祖派李孝恭、李靖为正副元帅征讨。叛乱平定后,李靖先后出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

    武德八年(公元625)六月,突厥进犯唐王朝的起家宝地太原。唐高祖李渊命皇太子李建成往幽州、秦王李世民往并州,并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领江淮兵一万,迎战突厥。

    李靖本任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总领军政,警戒刚刚平定叛乱的江南,如今他奉命领兵,留下的职务必须有人接替,而且由于局势需要,这个位置须由皇帝信任的人担任。于是,武士彟成为理想人选,被委任“以本官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赐锦袍宝带一具”,临别之时,高祖李渊亲为饯行,临了还约定只要平服民情半年内便即返京。半年后,由于“父老数百人,诣阙上表,乞更留一年”,大约也有当时江南并未完全稳妥的因素,于是李渊决定让武士彟再多留一年,多干些政绩。

    然而武士彟没有想到,天上一日人间千年,政局多变,自己竟从此再也不曾返回唐王朝的中枢。而这个变故,不光武士彟没想到,甚至也超乎他所依附的主上李渊的预想。

    武德九年六月4日,秦王李世民率自己的心腹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制造了“玄武门事变”,将入朝的兄弟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杀死,自己当上了皇太子,政务军事都揽于一身。

    武士彟是高祖李渊的起家功臣,他对李渊忠心耿耿,不是铁杆太子党,可也不曾亲近过秦王李世民,于是,他的官运从武德九年开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在朝局大变之后,李世民以高官厚禄笼络众臣,武士彟也随之晋封为豫州都督,统领豫、息、舒、道四州军事,但他却再也没有担任过天子身边的重要京官,而是从此成了地方官员。

    贞观元年(公元627),武士彟改任利州都督,统领利、隆、始、静、西、龙六州诸军事。贞观五年(631年),封荆州大都督,统领荆、峡、丰、郎、岳、果、松七州诸军事。

    算起来武士彟一共在利州都督任上干了五年。而一个与他的女皇女儿相关联的著名相面故事,就发生在利州都督的任上。

    中国古代的帝王后妃,多数都在出生前就有什么日月投胎之类的异兆,出生前没啥特别的起码也在呱呱降世时有啥白光龙凤盘旋产房的事件发生。就连武士彟的降生,据说都颇有奇异之处,说他母亲在晋祠祈嗣,得到一枚大如燕卵的彩石,上有日月字样,吞下去的当天就梦见太阳入室,怀上了身孕,降生之时更有自称唐叔虞的人物前来托梦,说自己是特来保护婴孩的——唐尧虞舜,这个唐叔虞是啥意思?来头未免有点太大。生出来之后还有紫气东来,化为五色文绣之衣的形状啥的。总之是神乎其神。

    然而武则天似乎并没有为自己编造日月入怀的履历,与她自己相关的异兆,直到降生以后很久才开始,这场相面可以算是此类说法的一个开张大吉。

    此后武则天的一生,似乎都与谶应相法纠缠不清。在《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三卷“谶应”篇里,有相当部分都是与她有关,放在一起真假难辨。就连她掌权之后一起大规模屠杀“流人”的事件,据说都与图谶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的人是非常相信面相图谶星卜之说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连正史都专为当时著名的术士们留了一席之地。这其中有一位闻名于世的术士叫袁天纲,他是成都道士,在隋唐两朝都做过小官,隋时为资官令,唐高祖武德中授职武井令。

    贞观六年(或八年),袁天纲秩满赴京,据说李世民听闻袁天纲的神相之名,召他入宫相见并当面试验。袁天纲当然大显身手,闯下了大大的名头,这都是外话了。最玄乎的是贞观八年,当时大臣高士廉曾当面问他:“你给我们看相说功名,那你自己能够官至几品?”袁天纲却回答道:“我不再会有升官之运,因为我今年初夏四月,寿数就到头了。”后来他果然在自己所说的时间里去世了。

    其实,武士彟早在袁天纲陛见太宗之前,就已经请他为自己的家人相过面了。而这一次相面的经过,在《新唐书》《大唐新语》《感定录》等书中被再三引用,内容大同小异。

    据说过程是这样的:袁天纲先给都督夫人杨氏看相,说:“夫人的相法表示命中定有贵子。”接着见了相里氏所生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说:“两位公子可以官至三品,延续武家香火。”然后当然是杨氏的长女、未来的韩国夫人,评价道:“此女极为显贵,只是不利丈夫。”随后出现在袁天纲面前的就是武则天了,由于父母盼子心切,所以一直将她做男孩打扮,由奶妈抱着出场,对袁天纲也假称是个儿子。

    最绝的预言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据说,当袁天纲看到男孩模样的武则天时,顿时大惊失色,看了面相还不放心,还让这个幼儿走了几步,仔细看了又后之后,终于开了口:“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

    这件事是真是假,如今已经难于追究。不过假如确有其事,那么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袁天纲在唐王朝贞观六年以前的官职是“火井令”,此地便是现在的四川邛崃火井镇,镇上至今仍有袁天纲的遗迹。唐时邛崃火井属邛州,利州则在今四川广元,不但同在蜀地,而且武士彟还是袁天纲的上级,因此在贞观元年至贞观五年间的任何时候,武士彟都有可能请袁天纲为自己的家人相面。但是绝不可能发生在某些书上所说,袁天纲在进京述职晋见太宗之时路过广元,顺道为武士彟一家相面的情况。因为袁天纲进京路过广元之时已是贞观六年,而武士彟早在贞观五年就已经离开广元,去做荆州大都督了。

    然而,即使袁天纲真为武士彟一家相过面并做出那玄妙而辉煌的预言,武士彟也不再有机会看到预言变成现实的那一天了。

    贞观九年五月庚子,七十岁的唐高祖李渊病逝于太安宫垂拱前殿。

    老主子的死讯传到荆州大都督府,武士彟悲痛万分。这恐怕不只是思恋老主,还有随着老主弃世,对自己的前途乃至性命都有可能一片黯淡的担忧。于是难免多年的积郁都在老主死讯的刺激下一并涌上心头,他很快就病倒了,当年就重病不起,虽然唐太宗派许多名医前来诊疗,但是武士彟都拒绝服药。面对这样的病人,再好的名医也束手无策。最终,荆州大都督武士彟呕血而亡,时年59岁。

    唐太宗李世民听说父亲的开国功臣武士彟恋主弃世,表现得颇为感伤,下令追赠礼部尚书,谥“忠孝公”,配食高祖神庙,派并州大都督李勣监护丧事,由官方隆重举殡,将其归葬故乡文水。在追随唐高祖起兵开国的一十六位功臣中,武士彟的政绩和人生乃至结局,都可以算是上等了。

    武士彟去世的时候,未来的女皇武则天才刚满十一岁。随着浩大的官方送葬队伍,她和母亲兄姐一起返回了故乡文水。

    杨氏母女四人在文水的生活是很不如意的。因为相里氏所生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对继母和妹妹们的态度很糟糕,虽然不至于使她们生活困窘,但是礼节和精神方面给她们的难堪冷淡却是数不胜数。这一方面是因为继父母和早已成年的继子女之间本来就难以相处;另一方面,只怕杨氏早先在继子们面前就不曾做过一个合格的嫡母。很有可能的一点就是她虽然在娘家地位不高,但来到武家之后,面对卑贱的相里氏所生的儿子,她还是非常傲气的,恐怕也没对死去的相里氏表现过多少敬意。只是没料想自己没能生下儿子,丈夫的财产地位只能由相里氏的儿子继承。

    总之,武士彟死了,杨氏母女的靠山也就倒了,眨眼工夫就由血统高贵的嫡夫人变成了仰继子儿媳鼻息生活的寡妇。三年守孝,面对嚣张无礼的武氏兄弟,杨氏母女只能隐忍,只敢暗暗衔恨,却不敢做任何反击。

    就在杨氏母女在文水苦度岁月的同时,贞观十年六月己卯,远方的唐都长安城里,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离开了人世。

    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感情很深,长孙皇后的死在很长时间里都令他非常伤感,并因此对她留下的儿女格外宠溺。然而太宗毕竟是一位封建帝王,他再爱长孙氏,也就最多是不再立后,绝不会就此真当一个鳏夫放弃男欢女爱。转年,太宗就颁下诏书:内职空缺,选召官贵良家女子入宫。于是,一批出身世家才貌俱佳的少女陆续进入了宫廷,她们与寻常宫女不同,多数是被点名召入而且一入宫就担任女官正式跻身六宫妃嫔之列的。

    唐王朝开国功臣武士彟与杨氏的次女武则天,就以美貌而被荐入这批入宫少女的行列中。在这批女子中,广为人知的除了这位未来女皇,还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以神童著称的徐惠。徐惠是湖州长城人(长兴县忻湖,今后漾乡忻湖村)。右散骑常侍徐孝德的女儿,她和武则天一样,都是被召入宫任“才人”之职。只是徐惠在太宗朝的“官运”比武则天要好,先是提升为九嫔之一的充容,死后被追封为夫人之一的贤妃。而武则天早运不佳,要到高宗朝才开始发迹,但是后来居上。

    皇帝高居九重,怎么会知道离他大老远的地方那些官员的女儿姐妹们才貌如何的?那当然是因为有人推荐宣传,他才可能“闻之”,而是否召入宫,又是否封予名号,除了女子家世是否显赫、本身是否出众,更是少不了保荐人的力量。因为后宫妃嫔的位次,并不仅仅是代表皇帝召幸,更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寡人好色”,皇帝给予女子的官职品秩,更直接关系到朝廷的政治斗争格局。因此有品秩的后宫嫔妃并不一定都是美人。

    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姬妾的制度,但是做皇帝的六宫后妃与做寻常人的妻妾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封建王朝的帝王就是整个国家的主宰,朝廷上的公卿大臣都是听从他的命令为他工作的,此称之为“六官”,都是男性官员,有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等品秩区别。那么同理,按照《礼记 昏义》的规矩,皇帝的后宫也照前廷的格局设立为“六宫”,都是女官,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品秩区别。

    这些女官同时也是后宫嫔妃,但她们各有职司俸禄,互相间也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周礼 天官 内宰》规定:“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赞玉赍,选后荐,彻豆笾。若有宾客,则従后。大丧,帅叙哭者亦如之。”“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帅女宫而澹攥为赍盛。及祭之日,莅陈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吊临于卿大夫之丧。”“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以岁时献功事。凡祭祀,赞世妇。大丧,掌沐浴。后之丧,持习翣。従世妇而吊于卿大夫之丧。”

    如果六宫妃嫔能把本职工作干好,又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得到赏识,那么也和大臣们一样光宗耀祖,不但自己有提拔机会,而且父母兄弟统统鸡犬升天。

    ——至于说到六宫嫔妃争风吃醋你死我活么,以此类推就更正常了,如果前面的等级已经满秩,位次在后的她们想晋升,就必须等到前列出现空缺。有耐心的就等着排前头的自然死亡,没耐心的当然就要变着法子把前头的打跨。难道朝廷上站班的男性三公九卿们,不是一样为争夺皇帝的宠信加官晋爵而争风吃醋你死我活,要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打倒踏扁?皇帝邪火中烧的时候,当然嫔妃和家族香消玉殒,然而大臣们也一样有被拖去砍头株族流放的危险。

    虽然嫔妃们和男性大臣比起来,多了一些婚姻方面的不如意,独守空闺的时候多,但是那年头婚姻制度不好,下嫁给田舍翁也不一定能保证丈夫忠心耿耿不讨小,何况她们比男性公卿多了一个中彩机会:假若诞下皇子公主甚至太子,前途就要比男性大臣更为金碧辉煌。两相比对,大家都没吃什么亏。

    基本上,后来的皇宫都沿袭了典籍中的制度,只是在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称谓和数量上有所不同。

    唐代六宫制度是这样的:贵妃、淑妃、贤妃、德妃为正一品,位比三公,等同周制三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正二品,位比九卿,合称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名,合二十七名,分别为正三品正四品正五品,等同周制二十七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一名,合八十一名,分别为正六品正七品正八品,等同周制八十一御女。

    看了这个冗长的说明和六宫列表,事情就很清楚了:十四岁的武则天是在某位或某些热心人士的努力下,以家世勋贵并“女美”而举荐给太宗的,因此得到了太宗的专旨宣召,并且提前给予了“五品才人”这样一个品秩居中的正式六宫女官身份。

    武士彟无疑是唐王朝的显贵,他的女儿入宫受封不足为奇,但到底是谁向皇帝举荐了武家二小姐,并明确地推荐她“美容止”?年方十四养在闺中的官家小姐只怕也没有哪个外人能够随便看得到。因此这倒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想想武则天母亲的姓氏,这问题的答案似乎又呼之欲出:杨氏,隋皇族宗室。

    在唐王朝的后宫之中,杨氏一族的女性数量众多。

    为高祖李渊生下儿子的杨氏有三位:杨美人生李凤、大杨嫔生元祥、小杨嫔生元名。而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杨氏在数量来头和生育状况方面也不输给老父:最著名的那位杨妃生下了吴王恪和蜀王愔,她是隋炀帝的亲生女儿;还有位小杨妃生下了赵王福,另一位杨妃则生下了曹王明。曹王明的母亲是杨达堂兄杨师道的从侄女(即武则天之母杨氏的表亲),原本是齐王李元吉的嫡妃,玄武门事变后入宫成为太宗的宠妃,据说还曾经使得太宗动了立她为继后的念头。后来高宗即位,下诏将曹王明过继给齐王元吉为嗣,做了母亲前夫的儿子。

    除了这些争奇斗艳的杨氏,皇宫中还有很多与隋宗室有关连的其它嫔妃。比如太宗的宠妃之一燕氏。太宗还在青年时,燕氏就已经做了他的姬妾,后来为太宗生下了越王贞和江王嚣,一直升到德妃。燕氏与武则天母女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算起来她还要称武则天之母为姨妈,与武则天更是表姐妹的关系。

    既然有了这些复杂的关系网,少女武则天的美色上达天听,并且直接入宫为中层女官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武则天入宫,不但不是皇帝的强令,反倒很有可能是家族努力活动的成果。

    无论武则天的入宫究竟是不是出自家族的运作,当宣召的旨意当真来到的时候,杨氏仍然难抑悲恸之情,究竟能否搏出前途还是未知之数,年仅十四岁的女儿却从此将要离开自己独自面对遍布权力暗礁的宫廷,做为母亲的舐犊之心一时超越了成为皇亲国戚的梦想,对着将要远行的武则天哭泣起来。

    武则天却表现得非常泰然自若,反过来安慰母亲:“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十四岁的少女从小就对母亲家族中那些生活在深宫、成为家族骄傲的女性前辈满怀钦慕,此时不但期待能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走进心目中原本高不可攀的皇宫,更善意地体贴安慰母亲。在女儿的抚慰下,杨氏终于收住眼泪,送走了女儿。

    从此,武则天走向了奇诡莫测的皇宫。这时的她已经知道自己的一生都将在那深宫大院中度过,但是她一定不曾料想,自己将要在宫院中度过的,是怎样的人生。假如她知道的话,她还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吗?

    贞观十一年的冬天,十四岁的武二小姐走进了唐都长安的皇宫。揭开了她漫长皇家生活的第一页。

    刚入宫时,武则天有个非常不错的开头,也曾经因此想象过美好的远景:太宗很快就召幸了她,她也确实美貌非凡,以致见惯美色的太宗也感叹名不虚传,甚至于赐了一个新号给她:“媚”。于是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武媚或曰武媚娘。

    ——很多人以为,武媚娘就是武则天的闺名,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这名字直到十四岁以后才开始跟随她,在此之前,武二小姐到底有一个怎样的闺名呢?在新唐书的《则天皇后本纪》里有这样一句话:“武氏讳珝”,而翻开《新唐书 志第二十七地理一》,还可以查到这样一段话:“华州……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复故名,……华阴,望。垂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复曰华阴。”垂拱是武则天自公元684年废中宗李显并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以后的年号,而神龙则是中宗李显复辟后的年号。由此可见,华州和华阴这两个地方的名字改来改去,完全是基于对武则天的名字需不需要忌讳的理由。而“武氏讳珝”却找不到更多例如避讳的依据。那么,武则天的闺名就很可能是“武华姑”或“武华娘”一类。

    从皇帝亲自赐名一事来看,对于这个外表妩媚的少女,太宗还是很有好感的,至少也很给她的家族面子。但是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只满足于女人外表的皇帝,他喜爱的是才貌双全又能与自己性情相投的女子。

    武媚是非常期望得到太宗的欢心的,因此她从各个方面充实自己,而且很下苦功。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屈指可数的杰出帝王,他文武双全,尤其喜欢书法。他的书法已经达到了堪称大家的程度。后人曾经将唐代书法按神品妙品等等排队分级,在“神品”张旭、颜真卿、李阳冰之后,排第四位的就是“妙品”之首李世民。

    对于懂得欣赏并擅长书法的人,李世民的态度也非常之好。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李世民召三品以上官员宴于玄武门,并于宴中亲做飞白书一章,据说笔力遒劲,令人叹为观止。诸臣借着酒盖脸,统统涌上去想将这幅书抢到自己手里。而散骑常侍刘洎是最强的一个,径直爬上御床,扯住太宗持幅之手,强行把书幅取下据为己有。其它大臣眼看没了指望,都酸劲大发,叽叽喳喳地说刘洎竟敢登上御床抢皇帝手里的东西,罪该处死。然而太宗心情却极好,大约认为抢得如此失态,正是“知音加三级”的表现,笑咪咪地说:“昔闻婕妤好辞辇,今见常侍登御床,不之罪也。”

    李世民的书法师从虞世南,而虞世南则是王羲之七世孙、“退笔成冢”的高僧智永之徒。可以说李世民乃是书圣的嫡系传人。这也就难怪在修撰<晋书>的时候,太宗亲自操刀为王羲之传做论赞,并且四处搜购大王真迹,多达三千六百纸。

    在李世民的影响下,满朝文武乃至宫廷女眷都以一笔好书法为风尚。太宗的女儿晋阳公主和儿子高宗李治都以擅飞白体著称。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渴望吸引太宗注意力的武媚当然也加入了苦练大王书法的队伍,而且终生不辍,成为大家。除了书法,武媚还博览群书,诗文造诣极高。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以当时的后宫风尚推测,武媚只怕还时常习武。唐杜甫《哀江头》诗:“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可见才人的工作还需要她们骑马随驾弯弓带刀,而且武艺不凡。

    尽管武媚将自己炼得才貌俱佳,尽管太宗看来也对武才人颇有好感,可惜的是,这好感似乎没有再往下发展,虽然少女武媚的努力显示出她对威震四海的天可汗李世民仰慕殊深,只是太宗眼中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大约做为一个女人,她的类型并不完全吻合太宗对伴侣的要求,始终无法进入太宗深层的感情世界。或者是因为宫廷实乃藏龙卧虎之地,与她同期入宫的女官中,有比她更投合太宗审美情趣的人选。太宗的宠爱很快就分出了高低。

    这个女人就是徐惠。

    徐惠的年龄比武媚要小两岁,入宫之时才十一二岁年纪,论起来父亲的官衔也绝赶不上武士彟,但是她本人却比武媚更符合太宗对女人的期望,很快就成为同期进宫的女官中的尖儿,虽然她始终未曾生下一男半女,可是后宫中但凡妃嫔有空缺之位,晋级的那个肯定是徐惠。徐才人、徐婕妤、徐充容……五品、三品、二品……

    在了解太宗做为男人的喜好方面,武媚虽然年长于徐惠,却没有徐惠的慧质兰心。她在太宗身边做“才人”时,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将强硬性情毫不遮掩的驯马记。而强势外溢的此举正好与太宗所欣赏的女人类型完全不符。

    据说,太宗有一匹名马曰狮子骢,性情暴烈无人能制。当太宗向左右言及此马时,武媚向太宗说了自己的主张:“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据称,太宗听后虽不曾照此办理,却也口头上对武才人的胆气给予了褒奖,这件事直到多年之后,武才人已经成为武皇帝,她仍然不能忘记太宗对自己的这一句赞赏。

    唐太宗爱马是出了名的,但狮子骢又是个什么来头?在太宗人生前期的六骏(飒露紫、特勒骠、拳毛騧、青骓、白蹄乌、什伐赤)及后期的十骥(腾霜白、皎雪骢、凝露骢、县光骢、决波騟、飞霞骠、发电赤、流金騧、翔麟紫、奔虹赤)名单中,都没有它的名字。

    据《朝野佥载》说,狮子骢是大宛国进献给隋文帝的名驹,因鬃长及地而得名。当时它就已经以脾性暴烈闻名,被当时的郎将裴仁基驯服。唐太宗一家与隋文帝一家乃是中表之亲,自然对这匹名马欣慕已久。隋亡之后狮子骢失去踪迹,唐太宗便下令举国寻访。最后终于被同州刺史找到。

    但是马的寿命一般都只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推算起来狮子骢即使是隋文帝末年(公元604)五岁初长成时进宫,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武媚入宫时也早该寿终正寝了。因此武媚不太可能直接与狮子骢面对面接触过。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幕场景:太宗理政之余偶有闲情,与身边陪侍的才人侍姬们聊天,讲述当年狮子骢的事迹并询问诸姬对驯此马的见解。而武媚则在此时做了那样的发言。

    太宗爱马成痴熟知马性,一听武才人的发言就知道她根本不懂驯马之道,但是十几岁的美貌少女想出来的驯烈马手段,的确比真正驯狮子骢成功的郎将裴仁基“一手撮耳,一手抠目”的方式还要“壮猛”,他不禁要“壮其志”也完全可能。

    一代雄主李世民的想法,不是后世小男人能够完全揣摩得了的。他曾经派宫中女官尚宫给父亲送膳食,他的异母弟李元明年仅十岁,见到这些品秩既高又是皇帝亲信的女官却说:“身份再高也不过是我二哥家的婢女,我犯不着向她们行礼。”若是寻常皇帝听了,只怕要大大恼火,太宗却大喜道:“这才象是我的弟弟!”也“壮其志”。

    只是,即使当真赞赏武媚张扬强烈的态度和方法,太宗也不太可能是以男人的眼光来欣赏此事。何况对于武媚压根不通马性的蛮干方式,太宗的话中其中到底有几分欣赏几分揶揄几分调笑几分不以为然,还大大值得商榷。

    只怕他从此以后,对武才人的认识,是觉得称工作之职的成分多于觉得是可爱的嫔妃的成分。武媚的皇宠比不上徐惠,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武媚虽然有绝顶的美貌,有出众的文采武艺,有雄厚的家族关系,却仍然不得不在将近十二年的太宗后宫生涯中虚掷青春。

    这既然是九五之尊的决定,武媚以及其它的女官们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只能在旁边用艳慕和妒嫉的心情眼巴巴地看着,看着徐惠一步步地向上升,正式成为“妃嫔”一级人物,而自己却仍然只是个半姬妾半侍女性质的“才人”,充其量也就是个“侍姬”而已。

    武媚在进宫之前,虽然也想过宫闱中不得宠的落寞,但恐怕想得更多的还是表姐燕德妃等人的高贵奢华,那一定曾经是她的偶像和榜样。对于后宫争宠的严酷,她并不一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还未曾明白要取得一个帝王的欢心需要怎样的非凡身手和善于把握机会的敏锐感觉。而现在事实教育了她。

    也许就在这样的失落甚至濒于绝望的情形下,武媚与她生命中的第二个关键的男人开始有了接触——比她小四岁的太子李治、未来的唐高宗。

    李治字为善,生于公元628年,排行第九,是太宗原配嫡妻长孙皇后的第三子,也是最小的嫡子。即使按立嫡的顺序,在他前面都还有两位同胞哥哥。然而太子承乾和魏王泰谋图帝位彼此倾轧的结果,却使这个相比之下显得仁弱的弟弟成了拣便宜的黄雀。贞观十七年,李治成为太宗的第二位太子。那么,李治和武媚的姐弟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详细的时间当然已经难于确定,但从记载中来看,应该是在李治正式成为太子之后。不过,尽管李治当上太子的时候才十五岁,但是他早已经妻妾满堂了。

    李治的嫡妻姓王,真正是出身名门的女子。算起来她跟武媚算是半个老乡,都是并州(太原)人,然而此太原人非彼太原人,而是正宗的“清流五大姓”之一的“太原王氏”,是士族大家,门第高到连皇帝的血统都不一定放在他们眼中的地步。除了门第高,王氏跟李唐皇族也大有渊源。也许是李渊一家在隋末曾在太原生活的原因,李渊的妹妹同安长公主嫁给了王家,论辈份是王氏的叔祖母。王氏母亲柳氏的家族也同样与皇族有亲:柳氏的婶婶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女。除了如此显赫的门第家世,王氏还有非凡的美貌,因此叔祖母同安长公主亲自向太宗提议让王氏嫁入皇家,而太宗也欣然同意,将王氏册做时为晋王的李治嫡妃。

    做为皇帝嫡子,晋王李治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姬妾群,当他十五岁成为太子之后,姬妾群就更加壮大。按唐制,太子姬妾编制如下:良绨二人,正三品;良媛六人,正五品;承徽十人,正六品;昭训十六人,正七品;奉仪二十四人,正九品。可以想象,这个美女如云的编制,即使不是完全满员,起码也得配齐一半,若非如此,不但是制度不合,于嫡妃王氏的“妇德”也有负面影响。而王氏在这方面肯定是做得十分到家的,因此太宗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不但将王氏由晋王妃册为皇太子妃,还将她的父亲提拔为陈州刺史。

    李治在六年太子生涯中,先后成为四子二女的父亲,这些孩子出自四个母亲的腹中。而在这方面,太子妃王氏则很不走运,大概是出身实在太清高,她本人“性简重,不曲事上下”,根本不懂什么夫妇闺房之乐、逢迎帝王丈夫之道,也没有谁在这方面教育过她,因此她确实是不太得李治欢心的,多年也未曾生过孩子。这当然也足以从另一方面证明她并没有将妒忌写在脸上,因此李治才能与众多姬妾有这样不含糊的关系。在太子宫中最为得宠的女人,莫过于位份仅次于皇太子妃王氏的良娣萧氏。这其中萧良娣无疑是太子后宫中最得宠的女人,一连诞育了一子二女。

    然而,有道是“越多越不嫌多”,虽然身边有名份的妻妾成群,李治一面忙着“皇太子听政”,一面忙着应付家里的妻妾,(虽然家里的生活还做不完),却一面仍然常有务外之意。而他的外遇对象,正是父亲的侍姬才人武媚。

    一个是太宗的嫡亲儿子,一个是太宗的随身侍姬,李治和武媚之间应该早已互相认识。算起来,武媚入宫之时,李治只有十岁出头,尚在孩提之间,对父亲的妃嫔侍姬都不存在回避的问题,他们之间熟悉也很久了。这段姐弟恋是怎样开始的,只有当事人的他们才知道,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其间过程。不过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对于李治和武媚来说,这段男女之情的开端,除了彼此间外貌性格的吸引和某种挑战似的刺激之外,共同的爱好和情趣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他们都是大王书法的痴迷者。当然,彼此的身份也是这段情缘的另一种催化剂。背着无所不知的父亲与他的侍姬亲昵会是个什么光景什么心态?当然,有人也说过,李治童年丧母,可能有某种恋母倾向。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也很难想象李治当真象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循规蹈矩,完全将父亲敬若神明。

    然而,无论后来的人对这段不伦之恋有怎样的猜测和议论,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不管是迷恋还是纯为找刺激,他们之间确实曾有情存在过,尽管这情缘一开始就颠覆了伦理,最后又搅乱了李唐天下的秩序。

    正史一般认为,李治与武媚的关系最终突破伦理底线,是在太宗生命的倒计时阶段。当时唐太宗抱病,李治以太子身份入侍,而武媚又是太宗的近身侍姬,两人之间有了更多使关系突飞猛进的机会,而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说到这里,有两件事要单独拿出来议论一下:一道图谶和一道册后诏书。

    这道图谶的内容非常有名,说的是“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据说当初唐太宗就是看到这道预言之后,才冷淡了武媚并将其斥为侍女的。更绝的是解释说让她当侍女是为了更好地找她的岔子以杀之避谶。这未免太小看中国皇帝的权威了:杀一个宫姬还需要公然找理由以便上堂公审吗?看见她都反感,还犯得着让她当贴身侍女,日日刺激大唐天子的神经、给她更多机会了解皇帝如何处理公事吗?——于是又有了另一种解释,说唐太宗不杀武媚,是怕万一杀了她,日后灾星更重。这个就更说不过去。因为在同样的传说中,唐太宗曾经因为疑心这道图谶将应验在小名“武娘”的武将李君羡的身上,而将李君羡杀之了事。怎么这时他就不怕灾星了?李世民自少年起就亲征疆场,甚至以亲身充当敢死队为乐,死在他手里的大人物乃至血亲数不胜数,杀死一名侍姬对他来说,又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

    而册后诏书则是若干年后李治封武媚为皇后时颁布的。在这道诏书里,李治这样描述自己做太子时的严谨:“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并说太宗对自己的操守非常赞叹,因此“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意思是说,李治做太子的时候朝夕不离太宗身边,谨慎到甚至从来不抬头看父亲的妃嫔,因此深得太宗欢心。为了表彰李治的品行,太宗便将身边的宫女武媚赐给了她。因此武媚之于唐高宗李治,就等于汉朝王政君之于汉元帝刘奭,是“父母赐,不敢辞”。而且身份高于其它女人,是做皇后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媚真是太宗赐予李治的吗?当然不是。因为不看父亲的姬妾,所以父亲就奖给他一个女人?这是什么道理?就算是为了成全儿子的名声,当爹的也不可能这么干。何况做父亲的赐谁不行,非要选一个比儿子大四五岁的?李治做太子的时候早已娶妻纳妾儿女满堂,他又不是司马衷,要年长的女人教他为夫之道。

    推来算去,李治和武媚只能是自发的姐弟恋,除此之外别无它解。

    然而,当时武媚的现实身份是唐太宗的侍姬才人,因此,当太宗的去世之后,无论新任皇帝李治对她有多依恋,她都必须离开后宫(现在这个后宫是属于新皇帝的了),李治所能给她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些诺言而已。

    事实上,登基前后的李治根本没有什么闲心去考虑情人武媚的去留问题。

    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得多少有些不是地方,他是在行幸翠微宫时发病的,也就死在了这个远离长安城权力中枢的地方。二十一岁的太子李治面对这样可能瞬息万变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只会搂着舅舅长孙无忌的脖子号哭不已。最后还是长孙无忌拿了主意,决定秘不发丧,而是让李治在第二天以太子的身份带着随行至翠微宫的飞骑、劲兵及旧将返回长安。经过一天的昼夜兼程,李治终于平安赶回了京城。随后,“舆驾”也摆着与皇帝活着时没有两样的仪仗,迅速地返回了长安。直到这时,长孙无忌才同时宣布太宗之死与李治登基。同时被宣布的,还有李治的嫡亲哥哥李泰不得奔丧进京的消息。

    李冶是一个显得有些性情柔弱、优柔寡断的男子,从小到大直到老,无论是做小皇子还是做老皇帝,都经常当众眼泪汪汪,表现得情深意长。然而他的优柔寡断多愁善感在另一方面也代表自视甚高的自怜自大,有些时候更会迅速转化成多疑猜忌,为了达到目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所有的非常手段。做为皇族子孙的李治,他的柔弱很有可能是童年丧母的阴影所致,而他在本质上仍然拥有李唐皇朝精悍辣狠的优良传统,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利益和**看得比世上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紧。

    毫无疑问,在一片乱哄哄和兴奋忧虑交煎的状态下,巩固自己的皇权才是李治的当务之急。何况此时的他做为“实习”皇帝,几乎都在长孙无忌的注视下生活,只怕就算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可能去关心武媚了。

    于是,当唐太宗举殡之后,武媚只能和其它的太宗嫔御一起,到感业寺去出家为尼,在漫漫的长夜里数着一天天流逝的年华,在渺茫中期望那个初尝权力滋味,正在春风得意艳福无边中的新皇帝李治还能记住自己。那首哀怨的《如意娘》,也许就是武媚在这段凄凉无望的日子里写下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事实上,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李治也似乎真的将武媚遗忘了。做为新皇帝,他的后宫春色无边。现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李治的姬妾群都大大地扩编了。

    李治的新宠旧爱当然有一大堆。最著名的新宠莫过于徐婕妤。她是太宗宠妃徐惠的妹妹。在太宗死后,徐惠思念成疾却拒绝服药就医,终于以身殉情,年仅24岁(虚岁)。徐惠死后,李治追封她为“贤妃”,陪葬于太宗昭陵石室。除了合葬的太宗发妻长孙皇后之外,徐惠是太宗所有妃嫔中,身后归宿离太宗最近的;一生未能为太宗生育儿女的她同时也是除长孙皇后外唯一被正式载入两唐书后妃传的太宗妃嫔。——徐婕妤似乎就是在徐惠患病时入宫侍疾,从而被李治看中纳入后宫的。据说这位小徐氏也和姐姐一样文彩出众,广为世人所赞誉。

    除了发掘新人,李治也并没有完全冷淡从前的妻妾。他按照受宠程度不同和“贡献”的大小,将妃嫔之位一一分派给她们,而且很快就将主要名额塞了个满满当当——因此才会出现几年后他想升武媚为妃,竟找不到空缺的窘境。

    当这样的讯息传入感业寺,即使远在千年之后,我们仍然能想象到那个孤立无援、比情人还年长四岁的女子心中惊惶不安、终夜难眠的情景。

    然而,就连武媚自己都没有想到,恰恰是这些争宠善妒的后宫女人,在不经意间给她带来了新生的机会。

    按照唐制,在皇后以下,皇帝有四位妃子:贵淑贤德。不过高宗的贵妃贤妃德妃都是谁,现在是很难考证了,两唐书所记载的只有一位萧淑妃,她同时也是“四夫人”中唯一一个生养了儿女的。因此,对于嫡妻王皇后来说,另三位夫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只有萧淑妃才是自己的对手。

    萧氏是李治人生最初若干女人中的一位,早在李治为太子时,她就已经成为他的“良娣”,地位仅次于嫡妻王氏。虽然出身没有王氏高贵,但她却比王氏得宠,早在贞观年间就已经连续为李治生下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儿子素节生于父亲登基前三年)——这也正是李治开始与武媚来往的嫌疑时间。不得不说,李治还真是两头都忙啊!——淑妃是很高的位次,相当于正一品。而李治前面三个儿子的母亲,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封号,萧淑妃的地位更是显得特殊。

    萧淑妃所生的李素节在高宗诸子中排行第四,自他出生以后,直到武媚再次入宫生下李弘为止,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高宗再也没有其它的儿子降生。做为“小儿子”,素节因此曾经得到过父亲格外的偏爱。他也确实聪明伶俐、好学上进,比三个哥哥要强得多,小小年纪就能日诵诗赋五百余言。素节的表现令高宗喜出望外,甚至曾经动过要立他为太子的念头。

    可想而知,高宗这样的念头使一向表现得淡然的王皇后也清高不起来了。王皇后没有儿子,假如真让萧淑妃的儿子抢先成为太子的话,只怕下一步萧氏就要起得陇望蜀之心,想要取皇后而代之了。在这样严酷的局面下,从不“曲事上下”的王皇后也只得挖空心思地讨好皇帝丈夫,数落萧淑妃的不是。

    皇后淑妃忙于各自的计划,却没有想到高宗在此时有了神来之笔,完全出乎她们的意料之外。

    据《资治通鉴》记载说,永徽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在唐太宗忌日这天,高宗李治来到感业寺上香,“意外”地与武媚重逢。当年的太子成了皇帝,当年的宫妃却成了女尼。于是,武媚潸然泪下。她的眼泪唤醒了李治对旧情的记忆,于是他也泪眼朦胧起来。——这个场面有些似曾相识。往前推大约八百年,卫子夫也是在被皇帝淡忘一年多之后,用重逢时的眼泪唤起了汉武帝刘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热情。

    这出天子与女尼对泣的精彩场景,很快就传入了王皇后的耳中。这个意料之外的情况使她生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于是她一面派人让武媚暗中蓄发,一面顺水推舟地“劝”高宗召回武媚,欲借此分薄萧淑妃母子的皇宠。高宗随后下诏,召武媚回到了长安宫内,并将身份尴尬的她安置在了王皇后的宫里,暂时充当侍女。

    唐王朝将先帝嫔御送去出家为尼,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隋炀帝勾搭庶母的场面出现。但是,老子定的规矩,儿子听不听,就是另一码事了。规矩都是为臣民定的,皇帝可以凌驾于其上。而李治,碰巧就是个皇帝。

    当然,关于武媚究竟如何重入宫闱,各种史书上的说法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一样的:永徽二年的夏天,年已二十八岁的武媚娘重返皇宫,这一次她的身份是李治的宫人、王皇后的侍女。

    在感业寺将近三年的无望岁月,一定不止一次地使武媚濒于绝望,认为自己将要终老尼庵,成为世人眼中的活死人。因此尽管新的身份如此卑微,对于武媚来说却已是一个值得格外珍视的机会。

    武媚的机会,最初也是王皇后的机会。不管是皇帝授意,还是皇后主动,武媚的入宫都使王皇后在李治心目中大大地加了些分数。更何况这名“刚刚出炉”的新宠就被安置在皇后宫中。于是李治奔皇后宫而去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只是他去的目标多数是在那位新侍女的身上罢了。

    做为整件事的中心人物,武媚非常清楚自己如今的身份地位:一个年已二十八岁曾经侍奉过先帝的侍女,又受到现任皇帝的宠爱,整件事又都在皇后的眼皮底下发生,那座宫殿的主人王皇后看在眼里,她表面做得再贤淑,心头的滋味可想而知。

    武媚在太宗时期多年的底层宫嫔生涯、一年高宗情妇生涯,将她从高处的云端丢进万丈深渊,她尝够了这个滋味,当她终于能够逃离深渊之后,她绝不会希望再回到那个地狱里去,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保护自己、让自己拥有得更多、离深渊越来越远,已经成为她的本能。痛苦的人生经历教会了她什么是忍耐,磨掉了那个十四岁少女意气风发的一切棱角,强烈地唤醒了她美丽的外表下,属于父亲武士彟的大胆、敢拿生命下注、孤注一掷又老谋深算的基因——自己的生命都敢拿来下注拼命,别人的就更不在话下。总之,重新入宫的武媚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后宫女人。

    饱经沧桑的武媚很快就明白自己所处在是怎样一种状态:实在是难堪又充满危机的处境,皇帝的宠爱随时都可以变化使自己失宠,还可能被皇帝其它妒火中烧名份高贵的女人找到岔子……任何一种情形,都足以将她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时的皇宫,不属于武媚,宫廷的主人是高宗与他的元配妻子王皇后。卑微的侍女武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只有一条路可走。于是她竭尽全力地讨好高宗,讨好皇后,——即使在人人奉迎帝后的皇宫,武媚的奉顺程度也达到了其它人都无法达到的程度,两唐书甚至以“屈身忍辱”“下辞降体”来形容她这时生活得诚惶诚恐的可怜模样。

    武媚的努力见到了效果。很快,不但高宗对她非常满意“谓能奉己”,就连被她分享了丈夫的王皇后都对她感到非常满意,甚至还“数誉于帝”。武媚终于重新在后宫中站稳了脚跟。而这样一致的好评听在高宗的耳朵里,他越发觉得自己眼光不错了。何况,“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在武媚的努力经营下,高宗的感情世界被她紧紧地把握在了手里。而随着高宗宠爱的天平的倾斜,更好的事情降临在了武媚的身上:她怀孕了。

    就在武媚怀孕不久,永徽三年(652年)七月初二,王皇后的养子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很多时候,这件事都被认为是她容纳武媚之后,李治对“贤惠妻子”的投桃报李,也代表着皇后与淑妃之争,萧淑妃的彻底失败。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竭力讨好皇后的武媚人在屋檐下,又正被高宗所宠,肯定是为王皇后帮了大忙的,至少这时的她没有唱反调的胆量和环境。这当然也成为她讨王皇后喜欢的理由之一。

    高宗对于自己迷恋的女人怀孕这一消息,表现得更是热烈。当然最令他心花怒放的,是武媚果然在不久之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不但是个男孩,更是李治做皇帝四年以来,后宫诞生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诞生,对武媚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儿子就是后宫女人的依靠。从此,再也没人谁能够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角色。这意味着她终于可以拥有真正的正式身份了。不过,且慢,太子忠的母亲不也是为李冶生下了儿子吗?结果李冶压根没把她当回事,她照样毫无名份可言,以致于不得不甘心将儿子过继给王皇后。

    然而,武媚是绝不会、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她固宠有方,李治也非常配合,生下长子没多久,武媚就又怀孕了。这一次,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对高宗的宠爱如此高效率回报,使高宗心花怒放,他对武媚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三月,三十一岁的武媚终于摆脱了“半婢半姬”这个象恶梦一样缠绕她十七年宫廷生涯的卑微身份,被高宗李治册封为九嫔之首的“昭仪”,正式进入皇帝的嫔妃之列。

    这个“昭仪”的名份,仅次于皇后及四夫人,位列后宫第六位,而这个封号的给予,同时也证明武媚真实的受宠程度,无疑是后宫第一,再加上皇子李弘和刚出生的女婴,高宗觉得仅仅是一个昭仪的名份,还不足以体现自己的恩爱之情。于是,《资治通鉴》就有了这样一笔记载:在武媚成为昭仪的当月(十四日),高宗一口气加赠了十三位唐高祖从龙功臣的官爵——可以想象,另十二人都只是捎带,高宗真正的目标,是要给武昭仪的父亲武士彟追赠,以再次提高武家的地位,提高武昭仪的地位。

    现在,武媚成了九嫔之首的武昭仪,她不但有了正式的妃嫔地位,而且还得到专宠,成为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宫人妒羡的对象。

    成为昭仪后,武媚对王皇后的态度开始了迅速变化。当初她能够甜言蜜语卑躬屈膝地侍奉皇后,但现在她却再不愿这样做了。

    武昭仪是肯定想往上爬的,不止是她,后宫中不想当皇后的女人恐怕还没有,只是恐怕谁也没有她的**那么强烈。这不光有遗传自武士彟追求富贵利禄的**,还有一种骑虎难下势在必行的局面所迫。

    在经历了两朝后宫诡谲之后,她已经深刻地明白了皇帝的宠爱是多么的不可靠,只有依靠宠爱爬上高位营造身份,才能相对长久地保住生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更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她有不合适的经历,又有如许多儿女,没有亲儿子的王皇后和她的家族不可能不将她视为劲敌,萧淑妃也不会谅解她。——事实上,自从她生下儿女,晋位昭仪,王皇后和萧淑妃已经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只不过此时高宗正把武昭仪看成心头肉,因此“皆不纳”罢了。一但宠衰,皇帝纳了这谗毁,或一但皇帝先死,这个身世有问题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将会在新帝与太后的手下过怎样的日子?毫无疑问,假如武昭仪不继续往上爬,不继续清扫一切障碍,总有一日她会落得很悲惨的境地。——在这方面,武昭仪有充分的理由:就在她晋封昭仪专宠后宫的前后,大唐王朝发生了高阳公主谋反事件,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为了一己私人恩怨,就将太宗的庶出之子吴王李恪以及李唐皇室的宗王等人诬杀、流放了。

    然而问题在于,武昭仪虽然想当皇后想得发疯,却找不出王皇后什么错漏来。王皇后是士家大族的女子,没有犯什么过错,又是太宗亲口认可过的“佳妇”,养子成了太子,又有一大堆的士族宰相重臣支持。虽然高宗对王皇后没有什么感情,对支持她的老臣们又多少有些忌惮,但他也不认为这个妻子有什么必废不可的理由。

    按照一般常理,王皇后已经正位中宫,舅父为相,养子又立为储君,以这种状况,她虽然孤寂,却也完全能以一个高级摆设的状态平平安安地度过皇后生涯,荣升太后的。王皇后和她的家族显然也有这份共识和信心。皇后职责所应做的每一件事,王皇后都合乎礼节地做齐了,即使对武昭仪有所不满也都未见公开表示,即使曾在高宗面前对武昭仪略有微词,但应有的礼节她一样也不疏漏,因此无论武昭仪想尽办法,收买多少近侍宫人,也找不到什么能威胁得了皇后地位的毛病、不能使高宗下定废后的决心。

    然而王皇后太不幸,她的家人除了与生俱来的“世族”血统之外,根本毫无长技,她的母亲柳氏和舅舅柳奭,可以算是她最直接的助力,可惜柳奭虽然身份高,却一直没能力掌握什么实权,偏偏又和他的宝贝姐姐一样以嫡后亲眷自许,每次入宫见妃嫔宫人乃至皇帝左右侍丛,都甚为傲慢,反倒替王皇后得罪了不少宫中人物——老大,凌驾于妃嫔女官之上的毕竟只是那个年青女人,你们俩有什么资格对那些女人内官倨傲?——除此之外,王皇后还遇到了一个最可怕的挑战者。做为一个曾经历过一无所有、人生渺茫日子的女人,再没有什么“困难”会放在武昭仪的眼里——同理,她既然已经将自己的性命都敢于拿来冒险押注,发起狠来别人的性命就更不成问题。更何况这时的局势在武昭仪看来,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既然情报收集显示皇后的品行无缝可入,没有可供中伤的内容,那么就给她制造出内容来,而且还要是一击即中的内容。

    于是,被史家形容为“振喉绝襁褓之儿”的安定公主事件就发生了。

    武昭仪的长子李弘,大约是在永徽三年冬天出生的,大约在永徽四年底、五年初,武昭仪生下了她的女儿,随即封昭仪。后宫中多了一个新生儿,做为“嫡母”,王皇后势不免要时常来看望看望。这个出身士族,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年青女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历代后宫中最大的危险:“夺嫡之谋”已经借机逼近了她。

    《新唐书》后妃列传中对整个事件有如下描述:“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也就是说,当王皇后又一次来看望小公主并逗弄这个小婴儿之后,武昭仪偷偷地向自己的新生儿下了杀手。当高宗兴高采烈地来探望女儿之时,却看到了女儿无声无息的小小尸体。这样天上地下对比强烈的刺激对于优柔寡断的高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当他亲自调查原因时,却听到了众口一词的“后适来。”可以想象,即使查无实证不能入罪,但王皇后就算满身长嘴也无法再为自己洗清了。高宗对王皇后本来就没有多少夫妻之情,如今又被爱女之死和宠妃之泪刺激得眼睛发红,当即大喊:“后杀吾女!”一口入了王皇后的杀女之罪。

    从此,李治对王皇后十几年的夫妻情份宣告恩断义绝。然而,那年头婴儿的夭折率本来就很高,况且太子养母何苦去杀一个断无继承权可言的嫔妃之女?因此尽管高宗已经认定王皇后杀女,却也无法说服朝臣,达到废后的目的。然而这桩没来由的死婴案毕竟关连到宫闱秘事,又牵连了公主之死,就象高宗无法说服朝臣一样,朝臣也改变不了高宗对王皇后及其家族的厌恶,必须有牺牲品为这件事承担后果。于是皇后的舅父柳奭成了替罪羔羊。柳奭是头年冬天当上中书令的,如今才半年功夫,座垫还没捂热,他就不得不主动请求辞职了。高宗当然立即批准辞呈,柳奭贬任户部尚书。

    皇后彻底地失了宠,武昭仪的皇宠却正如太阳渐升。她又怀上了身孕。就在这年十二月十七日,随高宗出谒昭陵的途中,武昭仪为高宗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皇子李贤。这个孩子是早产的,因此身世也引人议论,花边新闻一直说他不是武昭仪亲生,而是她寡居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为了掩盖皇帝私通大姨子的名声,李贤就归在了武昭仪的名下。这当然只是一种传闻,无论是或不是,武昭仪都再次为高宗立下了功劳:不是生子之功,就是“体谅贤德”之功。因此,对于不能立即废后为女儿报仇,高宗对武昭仪当然深为抱歉,于是他打算多少表示一点心意,让心爱的女人再晋升一级。只是按照后宫制度,昭仪已是九嫔之首,再往上就是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了——而偏偏此时高宗的后宫中,四夫人已经俱全,没有空额,废谁都没有足够的理由。于是“宸妃说”应运而生。据说高宗打算在四夫人之上加设一个仅次于皇后的宸妃,封给自己心爱的武昭仪。然而“实习皇帝”的这个计划,被老派大臣韩瑗、来济坚决地顶了回去:“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

    ——无论运作过程如何,韩瑗的侍中、来济的中书令职务,毕竟还是在高宗手下讨生活的。高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刚签发了他们的提拔令,他们就出头反对自己谋划已久的整体,并且毫不犹豫地附合国舅爷长孙无忌。不能不令高宗备感挫折窝囊。但他也知道自己还不具备与老臣们公然决裂的实力,他再一次忍下了。高宗忍下了,武昭仪当然也忍下了。当然,他们仍然没有间断地做着各种准备——譬如,就在永徽六年的三月,武昭仪撰写了一本《女训》,为自己积累又一笔资本。然而,就在后宫与朝堂再一次归于表面平静、掌政重臣们弹冠相庆胜利的时候,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凭空出现,搅乱了一池春水。

    这个人就是号称“李猫”的李义府。

    唐书已经给李义府定了性,让他高踞了奸臣榜的第二把交椅。但他同时也是个人材,文才与来济齐名,而且还长得一副俊俏温柔的模样,时任中书舍人兼弘文馆学士。不过李义府的一套在长孙无忌那里不吃香,国舅爷打算将他贬放外官,去做壁州司马。李义府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他趁着贬官令还未下发正走文书流程的时候,到处寻方问计。最后舍人王德俭教了他一个法子:“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为福也。”李义府到这步田地,横竖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再说王德俭是老官油子许敬宗的外甥,这个主意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李义府立即拍板照办,而王德俭也给予充分的合作,当下就让李义府代自己出勤,到中书省去值夜班。趁着这个“月黑风高好办事”的夜班机会,李义府叩阁上表,请求废王皇后立武昭仪。

    李治接到这道表章,简直大喜过望:竟有朝臣主动将自己想做的事情提了出来。他连夜召见了李义府。面谈之下更是心旷神怡,于是李义府时来运转,不但不必被贬出京,还得了重赏:官复原职加一斗珍珠。第二天,李义府还接待了前来看望自己的武昭仪特使;不久又升为正四品下的中书侍郎。

    李义府之事,算是正式为后位之争拉开了最后一层帷幕。也是高宗在官员任免上一次违拗长孙无忌意志的行动。——这意味着,是否废后、立谁为新后,不仅仅关乎后宫,也关于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谁真正掌握朝政大权的争夺:高宗的“实习皇帝”是否期满?长孙无忌的托孤权臣是否该功成身退了?

    最初,高宗还是不打算撕破面皮的。他先用的是软招。

    然而无论高宗如何软语相求,重臣之首长孙无忌仍然不肯松口,既不同意外甥皇帝废后,更不允许选武昭仪为后。

    事实上,长孙无忌反对册立武昭仪为后,理由是很充分的,谁也不能说他有错。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透过反对废后一事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皇帝的态度,却是大错特错。——多年独掌朝政的顺遂,使长孙无忌也犯了历代顾命大臣不善终的同一个毛病,他对年青皇帝的感觉,一厢情愿地停留在了先帝托孤无条件依从的那一刻。最终使一件宫闱之私的废后之事,转变成了皇帝对权臣疑忌惮讳,欲除之而后快的祸源。

    首先,对于高宗几次三番表达“欲立武昭仪为后”的愿望,长孙无忌都“固言不可”。

    那好吧,高宗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向舅舅给足诚意。遂从自己的私房内库里精选了宝器锦帛,足足装了十几车,悄没声儿地密送到了国舅府,并且随即亲自登门拜访了。收下了重金之后,这一次拜访似乎君臣、舅甥、宾主尽欢。高宗越发觉得曙光在望,于是在宴席上又高高兴兴地送给舅父第二件大礼:平白无故地擢升长孙无忌三个儿子做朝散大夫。两样大礼送出,高宗真正的意图也就浮出水面。当然他身为皇帝,虽能当场提出交换要求,却不一定会将事情讲到透。担此重任的是武昭仪的母亲、即武士彟的继室杨氏。高宗回宫之后,杨氏满怀希望地登场了,她来到国舅府求见,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应允高宗与武昭仪的“申请”。

    然而,杨氏失望了,高宗和武昭仪也失望了。长孙无忌安享皇帝的贿赂不说,还居然敢收了钱不办事,毫无回转余地地将废王立武的申请打回了。

    这事虽然是私下进行的,但消息很快就被广泛传扬开去。士大夫阶层自然认为此事更进一步显示了长孙无忌的势不可挡并牢固了长孙无忌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却也有识时务的当即看出了其中的危与机。许敬宗就是这些识时务者中的一员。

    许敬宗生于公元592年,武德初年便已出仕,可算是唐初三朝老臣,可惜他官运坎坷,总是在将要看见提升之望的时候被生活细节撞下马来。经过三四十年的颠簸,这时的许敬宗已是见多识广,可惜虽然壮心不己,却还只是个六十好几岁的从三品卫尉卿。做为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场中人,许敬宗很快就知道了废后的枝枝末末,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而李义府的例子更是明证。于是许敬宗“见义勇为”,明确地站在了皇帝与武昭仪的一边,旗帜鲜明地向长孙无忌表示应该废王立武。

    长孙无忌虽然不卖高宗武昭仪杨氏的帐,却也还看在一大票贿赂的份上给了三分情面。对于许敬宗,他也就没那么好气了,许敬宗劝了好几回,换来的却是一回比一回更利害的斥喝。许敬宗的颜面扫地自不必说,就连他身后的高宗皇帝都面上无光:国舅爷不但要牵制皇帝的朝政大计,甚至还顽固地要把手伸进他的后宫,干涉他的床闱之事,自己这个傀儡皇帝当到几时才是个头?高宗废后的愿望更强烈了,他不但想要废后,他还想借废后打倒那批把自己当无知小儿指挥的老臣,真正实现自己君临天下的梦想。

    终于,王皇后“厌胜”之事恰到好处地出笼了。

    自永徽五年那桩小公主暴薨事件之后,王皇后就处在风雨飘摇中。长孙一派力保她当皇后,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高宗武氏竭力要将她废掉,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皇帝和顾命大臣们借她的废立之事为名,行彼此心照不宣的君权相权争夺之实,而她本人,却只是冷宫中度日如年的一个活死人而已。

    由于自己莫明其妙就成了杀女疑凶一事,王皇后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了武昭仪的可怕。这个在一帆风顺中生活了二十八年(假定她与高宗同龄)女人,在此之前她人生最大的难题只不过是长夜寂寞,而如今她不得不面对皇帝由此对自己产生的嫌恶和决裂,面对自己和家族可能万劫不复的危险。惊恐的王皇后再也无法信任身边的宫人宦官,只能向自己的家人求助。而这个决定就更加速了她的万劫不复。

    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控告王皇后,说她与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施行巫蛊之术,妄图祸殃皇帝。对于古代中国宫廷来说,这几乎是必杀绝技,王皇后果然再也抵挡不住。高宗也当即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处置了王皇后的家族:后母柳氏不得入宫,后舅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刺史。柳奭在七月秋老虎的炙烤下怆然行至扶风,又被投机者榨了最后一道油——岐州长史于承素揣摩上意,奏报说柳奭乱发牢骚,将宫禁之事大肆宣扬。于是柳奭又被再贬为荣州刺史。王皇后的宗亲近支被扫荡干净,废后之事正式提上议程。

    八月,长安令裴行俭与长孙无忌、禇遂良私议武昭仪立后之事,感慨国家之祸必由此始。结果不知是谁大嘴巴使内幕外泄,竟被中丞袁公瑜打听了个清楚。袁公瑜立即向武昭仪之母应国夫人杨氏报信。结果可想而知:裴行俭贬放西州都督府长史。长孙无忌的盟友开始了被拆散的第一步。

    老臣帮开始被打散洗牌,完全听命于皇帝的人马却纷纷进入枢机。九月,许敬宗荣升礼部尚书。高宗打算正式出手了。

    这天上朝已毕,高宗传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四相入内殿。禇遂良知道,“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他慨然誓言曰:“太尉是国舅,司空是功臣,不可以使皇帝有杀舅杀功臣之后。我禇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位极人臣又受先帝之托,若不以死相争,何以见先帝!”他的一番慷慨激昂并没有达到希望的效果——司空李勣并不情愿被扯在里头,他称疾不入,于是“共赴国难”的就只剩了三人。

    进殿之后,李治果然开门见山:“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禇遂良立即上前陈词:“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这可是陛下你亲耳听见过的。再说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这番话听在李治的耳中,非常不是滋味:“皇后未闻有过”,那就意味着小公主之死、厌胜之事,就这样都被轻轻地揭去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于是这场会谈草草收场。

    第二天,李治做好了准备,再一次提出议案。岂料所有的准备都白搭,谁也不曾想到,禇遂良竟会将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众说出来:“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说完,禇遂良将朝笏置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禇遂良此举,无疑事前曾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安排,他或者是认为如此一闹,武昭仪从此下不来台,皇帝也只能偃旗息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话儿是气赶出来的,气头上这位顾命大臣的嘴没了把关的。无论如何,这番激烈的表演起了反效果。更何况如此一来,高宗若对禇遂良有丝毫让步,都表示默认了他的指责内容。恼羞成怒的高宗不给这位顾命大臣任何面子,立即下令将褚遂良拖出去。

    同样愤怒、甚至更愤怒的还有武昭仪,她这时就藏在高宗身后的帘中。听到禇遂良如此嚣张大胆的言论,她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大声地尖叫了起来:“何不扑杀此獠!”

    事件的整个过程如此迅速如此激烈,令观者不及掩耳。于志宁吓得连话都不敢说,长孙无忌也只能勉强出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总算阻止了高宗颁下“扑杀”的旨意。

    消息立即传出,举朝惊骇。长孙无忌的姻亲韩瑗随即进谏。高宗不肯接纳。韩瑗不甘心,第二天又谏,而且当场涕泪交流悲不自胜。孰知高宗毫不在乎他的眼泪,干脆命人将韩瑗拖出殿去。韩瑗只得书面进谏:“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也跟着上书:“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

    毫无疑问,这些老家伙的进谏对于高宗来说,不但不入耳,更极端刺耳。不但起不了作用,反效果倒是越来越显著了。

    李治当年能正位储君,长孙无忌之力最大。以至于太宗宣布立储之后竟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后来太宗去世,李治也首先抱着舅舅的脖子嚎啕大哭;此后整个永徽年间的政事,也基本都在长孙无忌的安排下进行。只是这原本非常和谐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了味。长大的李治不能忍受舅父的耳提面命,急不可耐地渴望当“真皇帝”,长孙无忌却始终掂记着自己的扶立之功,他的盟友们也不例外,只要逮着机会就要提醒李治“先帝顾命”之类的东东。他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先帝”已经死了,眼前的这个青年才是他们的现实主宰。做为皇帝,李治只愿意承认自己是太宗嫡子,理所应当继位;而不是每天听人提醒“你的皇位是别人帮你弄来的”。

    然而易后遭到这么多重臣的反对,高宗也不能不顾忌,这时的他急需在重臣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他想到了一直都沉默的司空李勣。

    李勣的立场很明确,何况长孙无忌曾经借高阳公主谋反案杀掉了他的多名军中同僚,因此他根本不打算帮长孙无忌淌这趟混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对高宗来说,掌握军权的李勣如此表态,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只要军队肯支持自己,还怕长孙无忌一派翻出什么大浪来?他当即下定了与顾命文臣彻底决裂的废后决心。

    与此同时,许敬宗在朝臣中宣言曰:“农夫多收了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这番话虽然粗俗无礼,却也是另一种表态,高宗更要大干一场了。

    于是,禇遂良“还陛下笏”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这位顾命大臣被贬为潭州都督,远去湖南了。

    禇遂良被贬的第二个月,即永徽六年十月。这个月份对于武昭仪来说,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月份。本月十三日,高宗颁下了一道冰冷无情的旨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谁也不知道,王皇后与萧淑妃“谋行鸩毒”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怎么能发生得了的?但是皇帝的旨意谁也不敢质疑。

    十九日,另一道匠心独运的圣旨公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一句“事同政君”,轻飘飘地翻过了武媚出自太宗后宫的记录。不管世人如何讪笑,他们也只能仰望着三十二岁的武媚登上富贵的巅峰、只能弯起他们自命高贵的膝盖向她叩拜如仪。

    大获全胜的武媚很愿意做出母仪姿态,就在册后大赦的当天,她向高宗上表:“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高宗意味深长地将这道表章拿给韩瑗来济观看,而韩瑗与来济也都看懂了:正共同品尝胜利的帝后此时是何等亲密,武皇后的表章该是怎样泡制出来的?这与其说是新皇后在故示大度,不如说她已经和高宗一起开始了秋后算帐和新的宣战,只是这次帝后齐心,与群相的争斗也不再如从前那般辛苦,而是完全地猫玩老鼠、从容不迫。可想而知,韩瑗和来济忧惧不已,屡屡请求辞职。而高宗怎么会允许老鼠提前逃走?回应当然是“不许”。

    对于历尽辛苦才取得的成果,李治与武媚决定将这场册后典礼大加操办,誓要吐气扬眉,给曾经藐视君威的顾命老臣们看看。在这样的情形下,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为武媚举行的立后大典异常隆重。这一天,司空李勣继二十年前为武士彟主持丧礼之后,又和于志宁一起成了为武士彟之女奉玺绶的册后使。是日,百官及四夷酋长、各邦蕃使并诸内外命妇齐朝武皇后于肃仪门,开朝拜皇后的先河。

    当大唐王朝所有曾经高贵的头颅都低下、所有曾经尊贵的膝盖都在皇权君威的逼迫下跪倒、向他们曾经百般诅咒过的女人俯首称臣的时候,肃仪门上的武皇后、还有一手安排这出典礼的高宗李治心里该有多么踌躇满志?这场典礼使皇帝皇后的胜利更显辉煌,也让顾命大臣们的失败显得更为惨痛。

    为心爱女人举行了盛大典礼的李治似乎忽然有了新旧对比的念头,他又想起了王皇后与萧淑妃,何况他自己也知道,王萧二人实在也罪不至此,那道宣称二人欲行鸩毒的诏书多份是自己的加油添酱,于是典礼后的某一天,他信步走进了囚禁昔日枕边人的别院。颁布旨意和身临其境毕竟还是不同的,院落中凄凉的场面引起了他的“恻隐之心”。已经身陷泥潭的王废后此时做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哀求高宗能够改善自己的待遇,祈盼这个已经在大节上薄倖了的男人多少还能剩些许怜惜之情。而高宗也被那场面感动,许了个愿。

    这场会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皇后那里,她的怒火可想而知:皇帝是个一头水,皇后的废立也只在他的一道诏书间,一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松了劲,自己这个皇后也就死到临头了。而高宗一但面对武皇后,头脑也随之清醒:与顾命大臣们翻脸并成功上位,靠的就是在废后事宜上寻到的岔子,如今顾命大臣还未全数倒台,就改善废后的待遇旧情复燃,翻脸就显得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绝不宽恕王皇后萧淑妃,才能进一步对顾命大臣们追魂索命,稳固自己好不容易才夺回的君权。如此一想,刚才催人泪下的场面在李治心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李治和武皇后再一次达成了共识,随之而来的,却是王皇后萧淑妃的万劫不复:在武皇后的催促下,李治颁下了处死王萧二人的敕书。

    自从李治走出小院,王皇后与萧淑妃就一心盼望着他的“处置”,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苦苦盼望来的,竟是这样一道催命符。人生至此,夫复何言?既然哀求也保全不了性命,那就在生命的尽头保有最后一丝尊严。王皇后照礼仪镇静地“拜谢”了丈夫的“恩赐”:“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份也!”而萧淑妃则不然,正如人所说:正常的女人无论怎么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和父母家属的悲惨,也无法接受亲生儿女的悲惨命运。想到三个儿女将要遭受变心丈夫和情敌的摧残,萧淑妃破口大骂:“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来世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

    无论是镇静还是失态大骂,可怜的王皇后萧淑妃当然是死定了。然而对于她们是怎样死的,说法却不一。旧唐书说她们是被“缢杀”的,新唐书却说她们每人先被打了百杖,然后又“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然后“数日死,殊其尸。”这还不算完,身死之后,王氏被改姓蟒氏,萧氏被改姓枭氏,随后,二人的家族带着耻辱的姓氏被流放岭外。

    若照新唐书的说法,武皇后的手段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并不仅仅止于赐死流放,而是过程的残忍。这似乎可以说是她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兄弟的轻辱、太宗朝的枯寂、尼庵的惶恐、女儿的死、在整个争夺后位过程中反反复复被揭的伤疤(事父子二人、出身非士族大家)……都发作了出来。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点,并不是王萧二人惨死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要改掉她们出身的两个士族巨室的姓氏。很明显,情敌和政敌们攻击她的经历出身,她就要让对手们与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之源——姓氏,彻底脱离。“我拥有不了的,就要让你们也得不到。”从**上消灭对手又算什么呢!

    经过这一次改姓流配及其后陆续有来的折磨,王、萧、柳等曾经傲视同侪的清流大姓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仅以王皇后的母亲柳氏家族为例。在高宗永徽年间,柳氏家族以柳奭为首,同时居官尚书省的超过二十人。然而在这一次流配之后,从北朝以来就长期“充于史氏,世相重侯”的河东三著姓之首柳氏家族,一落至于贱民地步,虽然武则天死后他们逃出生天,他们的门荫特权却再也无法重振。虽然仍有“士林盛族”的旧誉,后人在仕途上却从此只能象寻常小地主人家出身的官吏那样,从底层的小吏做起,功劳苦劳拿命去捱,也多数只能混在七**级的小官职上打转。柳氏后人柳宗元曾经为此叹息:“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

    对于重视门阀胜于性命的士族来说,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比之这样的流祸后人羞辱门第,似乎已经算不得最大的悲哀了。

    说到史书上对王萧二人惨死方式的记载,似乎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再怎样的怨毒报复都可以想象,她就算再怎么虐待王萧二人都可能发生,但史书上所记载的方式却有些蹊跷:用啥不行,非要在大唐后宫重演吕雉对戚懿式的的戏码?当时武皇后其实地位并未稳固,死敌都未挖除,高宗又甚是粘糊,儿子也未正位储君,她正是需要继续做姿态的时候,居然就会那么勇敢地直接让大家把自己等同于吕雉了?更仿佛是提前知道自己未来将和吕雉一样,在史书上单独占有一章本纪一样。

    武皇后妒恨交加下,擅改旨意杖毙甚至侮辱她们惨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截去手足丢入酒瓮的事情却有些奇怪。讲到这个,就忍不住想起吕雉和慈禧。吕雉是唯一一个能够证实做过此类事情的女人,因为她的成就是把儿子吓病了。但武则天和慈禧都不太说得过去。尤其慈禧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因为传说被她截去手足装入酒瓮的丽妃,一直活得很不错,慈禧在做了太后之后,一直将丽妃封到皇贵太妃的名份,丽妃的女儿甚至是慈禧以嫡出公主的待遇出嫁的。似乎有些人总是喜欢让自己有成见的女性历史人物做同样的事情,这倒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心态。

    另外说到萧淑妃咒武皇后为鼠自己为猫,以致于“由此宫中不畜猫”,并说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也显得矛盾重重。因为史书还记了另一件事,说老年的武则天闲来无事,以调教猫儿为乐,最后竟训得猫能与鹦鹉共处。武则天非常欢喜,将一对宠物带出来给百官看,显示自己的另类本领。结果在众官马屁声中忘了喂猫的时间,耐心早已在百官传观中消磨殆尽的猫儿饥火中烧,当场把鹦鹉抓来吃了。于是“太后甚惭”,猫鸟共舞就此草草收场。

    至于为避王萧二人冤魂就避居洛阳,也靠不住。高宗年间,没事就往长安城以外跑的是李治本人,永徽年间去年最多的是宝鸡万年宫,显庆二年以后置洛阳为东都,称洛阳与长安是他的“东西二宅”,这才时常开始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武则天做为皇后只是随行,何况她为了紧跟高宗还不得不放任儿子留在长安监国,以至逐渐造成大权旁落母子反目。区区两个冤魂与权力又孰轻孰重?再往后她改李唐为武周,要换个京城当然也是无可厚非,似乎都与冤魂扯不上关系。何况洛阳宫城中武则天杀的冤魂也够多的了,哪有老年人不怕冤魂壮年人反倒怕成这样的道理。——因此,与其说她是因为两个冤魂而避开长安,还不如说她是因为太宗年间的过去而多少有些不喜欢长安。这个道理也放在李治身上也一样可以解释得通。

    王皇后和萧淑妃都灰飞烟灭了。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显应元年正月初六,王皇后的养子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梁州刺史,武皇后四岁的长子李弘成为大唐储君。当年李忠被册太子,长孙无忌出了大力,假如王皇后不被废、假如李忠能顺利继位,长孙无忌无疑将能在扶保太宗、扶保高宗之后,成为三度扶立皇帝的大功臣。这也是他竭力阻止有亲生儿子的武媚正位中宫的暗箱理由。然而这个美好的前景,至此彻底破灭。

    二月十七日,在武媚册后时已经被追封为司空的武士彟又被再次追封为司徒、周国公。

    三月十七日,武皇后祀先蚕于北郊。

    四月十四日,高宗偕武皇后登安福门城楼,观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这场典仪上的仪仗徒从之盛,是自魏晋以来佛事中从未有过的。

    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宫城,是李治做太子时就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兴建的寺院。这道御制碑文则完整地记述了建寺的过程之盛。从表面看来,关于这道碑文入寺的整个过程都显得慈悲不已,一片祥和,事实上却已经显出了长孙家族的末路气象——除了碑文制成当天,由长孙无忌向衮衮诸公宣读了一趟之外,其它的出头露面机会都由新贵薛元超、李义府、许敬宗给占了去。当长孙无忌站在台上做一部读稿机,念着高宗感怀母恩的字句、回忆小外甥发愿建寺时的温驯听话,想到曾经的权倾朝野,体味现实中长孙家族的处境,这可真是绝顶的讽刺,长孙无忌又该有一种怎样的悲凉。长孙皇后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哥哥能远离权柄,使长孙家族能够绵延长远,如今看来,是将要成为泡影的了。高宗之所以还没有立即动手,只不过是因为长孙无忌入主中枢三十余年,枝繁叶茂,刨坑断根的工作需要时日而已。

    而此时,站在安福门城楼上的武皇后腹中已经怀上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这一切都显示着李治对武皇后的宠恋殊深。照常理推测,所有的人都认为,如今皇宠隆重的武皇后家族,将要取长孙氏而代之了。然而武皇后却并不着急。

    九月十二日,武后制《外戚诫》献于高宗。彰显自己并不在乎提拔外戚的意思之余,话里话外似乎也敲打着长孙家族。

    同年,十一月初五,武皇后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三子李显。

    这时候,高宗对新晋信臣的宠任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洛州女子淳于氏有美色,却是个杀夫疑犯,由于案情重大被送押大理寺。可是正所谓没有最猛,只有更猛,李义府居然毫不在乎淳于氏的光荣历史而看上了她,硬让大理寺丞毕正义直接送进自己府里纳之为妾。这事被大理卿段宝玄一本奏上朝廷,高宗稀奇之下命人调查。李义府怕事情闹大,为了封口硬是逼着堂堂四品官毕正义上吊自杀。这样一桩奇案,高宗居然在“知之”后,满不在乎地“不问”了。

    这样的枉法纵容,当然是因为李义府是个得力的助手,正所谓人有人路蛇有蛇道,敢于这样胆大妄为不按规矩出牌的也可算是非一般人材,难逢难遇。常言有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高宗就是这样一位欲成大事的人物。只要李义府还肯听指挥,一切都好商量。高宗是要留着他派大用场的。

    就在同一年,拔除长孙无忌“同党”的行动开始一步步进行。

    看着这样的形势,大约是出于背水一战的决心,长孙无忌的姻亲韩瑗向高宗上书,为禇遂良喊冤了。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老臣派吃了一场又一场的大亏,却仍然没有弄明白高宗心头的大忌,还在絮絮叨叨他们“先朝老臣”、“扶立陛下”的功绩:“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 “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不用想了,原本是哪里跌倒的,还要继续在同一个地方摔下去。这样的对白听在高宗的耳朵里,后果可想而知。“上不纳。”韩瑗试探不果,知道结局将不妙,再次要求“归田里”。又是“上不许。”

    高宗是绝对要让韩瑗闭嘴的,但是岂能让他走得如此干净,还反过来给自己这个皇帝戴上一个“无故贬退旧臣”的名声?果然,没有多久,许敬宗和李义府就出手了。两人一齐上奏,诬陷韩瑗、来济与外放的禇遂良勾结,想要图谋不轨。奏章一上,高宗全本照准。韩瑗背着罪名,从锦绣长安被贬出京城,做了振州(海南三亚)刺史,来济则贬为台州(浙江临海)刺史,禇遂良加贬为爱州(越南清化|)刺史,可怜的王皇后舅父柳奭加贬为象州(广西象州)刺史,长孙无忌的表弟高履行也由堂堂太常卿驸马都尉贬为益州(成都)长史。

    可怜的禇遂良英雄末路,怎么也想不通当年那个泪流满面的小皇子怎么会薄情如斯,他仍然一厢情愿地骗自己说所有一切都是武皇后蒙蔽圣听。来到边陲小城后,他给高宗递了最后一份正式的表章,满怀深情地回忆:“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 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哀求这位曾经抱着自己脖子寻求安慰的皇帝,自己已经是“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旧事越是重提,高宗厌恶之心就越是强烈。禇遂良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爱州。

    大清洗的暴风雨,将要席卷大地。

    而此时的长孙无忌,却已经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他知道自己将要走入深渊,却只能躲在家里著书立说,眼睁睁地看着外甥调整军政棋盘,安排自己的悲惨末日。

    显庆四年初夏季节,最后收网的时候到了。和从前一样,白脸例牌是武皇后唱的。“敬宗揣后旨,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诬告长孙无忌将要谋反。然而就在明说“揣后旨”的同时,史书也留下了一段暗地里意味深长的君臣对白。

    高宗看过许敬宗的奏报后做大惊失色状曰:“哪有这等事!我虽然素知舅舅被小人蒙蔽,但据我想来,舅甥骨肉,最多也不过就是生些小疙瘩,哪里就会造我的反?”

    许敬宗是个明白人,立即大唱赞歌:“陛下实在仁爱,然而长孙反迹已露,陛下若还是不忍,亦非社稷之福。”

    高宗立即顺梯子下,连为长孙无忌多一句辩解都不曾说,就迅速流下廉价的眼泪:“我家门不幸啊。我的亲姐妹高阳公主曾经谋反,如今舅舅也干这种事,我可真是愧对祖宗,这可如何是好?”

    许敬宗道:“房遗爱口乳臭,与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窃发,陛下谁使御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啸同恶,且为宗庙忧。陛下不见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炀帝处之不疑,然而起为戎首,遂亡隋。愿陛下决之。”

    高宗还要做戏做全套,仍然满面犹豫不忍,还让许敬宗继续去审。然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面对舅父谋反这等大事,好心肠的外甥既不换主审官,更连亲眼看看疑犯的俗套都免了,真实孝友程度已是路人皆知。于是,仅仅过了一夜,许敬宗就回来了,顺便要求坚决逮捕国舅爷。

    高宗心花俱开,干脆也不绕弯子了:“舅果尔,我决不忍杀,后世其谓我何?”——李治同学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行动要顾惜三分脸面:我要是杀了舅舅,后人会怎么说我?

    为头儿找借口,那是做臣子的本份,许敬宗口才便给,从汉文帝舅舅自杀直说到王莽、司马懿篡位,总之栽派了长孙无忌一头“忘先帝之德,舍陛下至亲”“欲移社稷、败宗庙”的脓包。

    话说至此,高宗觉得台阶已经足够了,也就省去了舅甥临别见面的套路,直接就照准了许敬宗的意见。

    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一桩国舅谋反的大案,几天之内就草草结了案。

    四月,高宗正式下诏,免去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贬为扬州都督。他倒是仍然没忘了表现“仁厚”,特地给了这位舅舅准一品的物质供给,却偏偏将他丢在了偏远的黔州(贵州彭水),而且还派了兵士沿途“护送”。

    大树终于撼动。

    树倒猢狲散。

    长孙无忌被贬后,整个长孙家族都迅速崩坍。六月二十二日,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列皇族与后族为第一等大姓,朝中所存五品以上官均为士流。从此,士族出身即等于能把持朝政、仗着血统就可以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好光景一去不返,科举取士、只有赢得皇帝的青睐才能争取出头天成为主流。

    七月,长孙无忌在遥远的黔州、柳奭在象州,先后被迫令自尽。

    长孙氏,一个绵延三朝的皇族世家被清洗干净,就连高宗同胞妹妹的丈夫也不例外。

    夕阳西沉之后,天际只剩残照胜血。

    对于长孙家族覆灭的真实原因,无论文人如何评论、如何为高宗洗白并全盘栽在武皇后身上,多数却只能被小民百姓听信,而真正身为皇帝的人方能深知其中三味。正因为此,若干年后高宗亲自批准长孙无忌尸骨归葬昭陵,孙子元翼袭封。此后唐文宗也忍不住叹息说:“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卷而叹。”

    不但真正君临天下,而且还把不顺眼的人都扫荡干净。高宗心情大好。

    事实上,这位在后人眼中看来“仁柔”的皇帝,也确实有非凡才干。高宗虽然从未亲历戎马,却能在扫荡顾命老臣的同时,还维持了朝局的安稳,且能在这样“没有硝烟的战场”中还腾出手来调兵遣将,经略边疆,利用各种时机开疆拓土,并屡有斩获。——先击高丽、百济,又灭西突厥,唐军所到之处,西域诸国都俯首听命。

    就在顾命大臣及诸老相纷纷落马殒命、残局扫清的当年,显庆四年九月,高宗清点疆场战果,颁下诏书,将几年间收伏的周边邦国统统并入大唐版图,“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硃駒波等国置州县府”,数量竟多达“百二十七”。(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米国:撒马尔罕南部……)龙朔元年六月,又“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

    攘外又安内的高宗,一面尽情品味真正君临天下,傲视宇内的绝佳滋味,一面也开始了栽培接班人的准备工作。

    同年十月,高宗为武皇后的长子、皇太子李弘“加元服”。加元服,就是宣布成人的冠礼了。于是,年才八岁的小小李弘就“成年”了,他穿戴上特制小号的九旒九章衮冕,象个包得严实漂亮的小偶人一样。从此,他有了代父亲监国理政的权力。

    小娃娃的成人礼举行之后的次月:闰十月,高宗就开始了训练课程。大约是为了锻炼宝贝儿子的独立能力,他带着老婆武皇后和其它的儿女(不用想,这些儿女里绝不包括废太子李忠和萧淑妃生的二女一子,由于李治一生儿多女少,因此事实上此次随从的只有儿没有女),摆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他的东边宅子洛阳度假了。

    八岁的李弘穿戴着监国太子的衣冠,在一群宰臣的簇拥下做小大人状送走了父母。送别时光顾了场面热闹,他也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送了也就送了,等到热闹完了,转身一看,爹妈兄弟都不见,小朋友嘴巴一咧就开哭,一帮子高矮胖瘦参差不齐的大臣们一点招都没有。

    高宗和武皇后听说这个消息,心疼儿子,想想也是太急于求成,当即下令把李弘接到自己身边来。一家人喜喜欢欢地齐赴洛阳。军国大政么,仍旧还是高宗一把抓。

    这个冬天高宗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除了共聚天伦,前方也传来了一串好消息。薛仁贵在高丽前方传来捷报,疏勒(今新疆喀什)、硃駒波、谒般陀(今塔什库尔干)三地叛乱也被苏定方迅速平定。

    正月,苏定方赶赴洛阳献虏,当司法官要求诛杀叛乱头子都曼时,苏定方请求道:“我曾经向都曼许愿说保他性命,都曼才敢投降的。请皇上保全他。”心情大佳的高宗当即应允:“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为了保全你的信义,我宁愿格外“屈”法)叛臣已沦为阶下囚的一条贱命,再加一句话,就将一员悍将收买得感激涕零,从此越发肝脑涂地,何乐而不为!高宗驾驭摆弄臣属的技巧实在不容小视。

    四海升平,宇内归心。此时的李治一定已经打心底里摆脱了父亲功业留给自己的阴影。大唐第一家庭遂于正月二十三日从洛阳启程,前往山西太原那个李唐王朝的“义旗初举之地”。在太原留守李渊离开此地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儿李治,终于带着武功可与父祖相比美的自诩,返回了太原。

    二月初十,车驾抵达,十五日,李治就大宴赐赏百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又曲赦并州及管内诸州、祭祀高祖从龙功臣、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以下见存者赏予官爵。寻常士卒则赐钱物,八十以上的授刺史、县令头衔。其它功臣子孙升官两级。

    闹嚷嚷的衣锦还乡节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祭祀李渊故宅时,高宗下令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配食”。将武皇后的父亲摆在了所有开国功臣至尊至贵的位份上。

    配食妥当,武皇后便正式以“家族明星”的状态闪亮登场。她以皇后的身份在朝堂上大宴远亲旧邻,颁赏内外诸亲及从行五品以上官员。高宗也很愿意为心爱的老婆增光添彩,还额外下诏,皇后故乡的官员各加勋级;所有参加皇后宴会的人,哪怕是当年踮着脚才能够得着的八杆子亲戚邻居都额外多收到了一份皇帝的重礼,最高的达到帛锦千匹;皇后故里八十以上的女子,除了赐财物还加授正五品的郡君头衔。

    忙完皇后的家务,高宗于三月初八在晋阳城西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亲领群臣登阁观礼。

    前后热闹了近两个月,高宗一家才于四月初八离开并州返回洛阳。在洛阳城新落成的合璧宫里度过了一个清凉惬意的夏天。

    并州城中发生的一切,毫不掩饰地向天下人宣告:经历了夫妻合力铲除旧臣的风起云涌,又有了夫妻父子水乳交融的情谊,武皇后如今在皇帝心目中已经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武皇后所得的宠遇看在天下人的眼里,当然也看在废太子李忠的眼里。现在他已经二十岁,在房州做刺史(房州真是个好地方,是收容废太子废皇帝的首选吉地。若干年后,中宗李显第一次当皇帝,被老娘亲炒了鲜鱿,也被送到那儿)刺史。年纪越大懂的事越多,他对于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感到恐惧。联想到史册中历代废太子的下场,他每时每刻都活在风声鹤唳中。对于这位废太子,武皇后虽然情面上做得很足,但在李忠的眼里看来却是加倍的恐怖。他害怕继母会对自己采取非常手段,于是平日经常穿着女人的衣服生活,以随时防备他想象中可能随时光临的刺客;每做一个梦都要反反复复地卜问吉凶。更糟的是他还时常悼念柳奭与韩瑗,这样的表现,当然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还想当太子”这上头,自然逃不过有心人的眼睛。

    高宗和武皇后避暑之后刚刚从洛阳返回,就有人来汇报李忠的言行。经过御史大夫等人的调查,情况属实,李忠的命运可想而知。显庆五年七月,高宗颁下旨意,将李忠废为庶人,徙居黔州(贵州彭水),关进太宗朝废太子、高宗同胞亲兄李承乾幽死的那座宅子。这位年青的皇子与他的伯父同为废太子,最终命运却比前人还要不如。

    同年十月九日,高宗将丈母娘代国夫人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杨氏当年在诞下武媚时一定曾对女儿的性别百般抱怨,如今这位曾经因为没有生出儿子而被继子欺辱的老太太,却终于因为女儿而在八十三岁的时候,成为天下仅次于皇后的贵妇人。

    做为锦上添花的内容,武士彟与相里氏生的儿子武元庆升宗正少卿、武元爽升少府少监,堂兄弟武惟良升司卫少卿、武怀运升淄州刺史。

    这等皆大欢喜的事情,自不免要多多庆贺。荣国夫人便在家中置酒行宴,杯觥交错酒意微醺,老太太左顾右盼喜上眉梢,话儿也就说得轻佻了:“若等记畴日事乎?今谓何?”(你们这些人,还记得当年怎么待我们母女的么?如今靠了我们才有今日,感觉又怎样?)

    荣国夫人满心以为眼前的武氏兄弟会象并州城里的武家亲眷那样猛拍马屁,谁知武氏兄弟中竟没一个肯凑趣的,竟然回腔道:“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我们都是功臣之子,靠的是父亲的余荫,与你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就凭你女儿那样的经历),若说我们是靠她的裙带当官,只会让我们觉得丢人现眼忧心忡忡,一点光彩也没有!

    其实,武氏兄弟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武士彟被高宗封为开国第一等功臣之首,按授功臣子孙官的诏书所云,“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者,加授子孙第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然而由这番对答可以看出,当年武士彟死后,当家理事的武氏兄弟给杨氏母女的难堪该有多离谱,以至于养成的恶劣习惯直到妹妹当上了皇后、让他们进入士族,他们仍然改不过来。酒喝多了就是一定要误事的。武氏兄弟这次肯定是喝得太多,他们将要为这片刻的口头上风付出惨重的代价。

    荣国夫人一团高兴,竟得了这样露骨的回答,而且还是在亲眷齐聚的场合,简直剜心割肺。怒火中烧的老太太立即进宫将整件事告诉武皇后。

    武媚的反应可想而知。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虽说是正需要外戚信臣相助的时候,也顾不得那许多了,更何况这帮人既没有“外戚”的自觉,那又谈何相助于己?只怕是不但帮不上忙反倒要找麻烦。

    于是,武皇后向高宗上表,表示不想眼见外戚坐大,请求让自己的家人远离中央机关。表章一上,高宗大喜过望,不但照准,而且还进一步认定皇后贤德。随即,新的人事安排出台了:堂兄武惟良外放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异母兄武元庆外放龙州(广西龙州)刺史、武元爽外放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刺史。

    武氏兄弟被贬斥,于他们自己固然是惨遇,但对于武皇后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来说却是一个利好消息。皇后对外戚不假辞色,看在经历了长孙无忌事件后的高宗眼里,实在是颇令他欢欣鼓舞。

    在高宗对武皇后的啧啧称赞声中,武氏兄弟怆惶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那个小女孩如今的能量。当他们终于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想起当年的薄情就更是心胆俱裂。武元庆刚到龙州就忧病而死。果然,武元爽在濠州任上工作不慎偶有挂误(高倍放大镜下哪有不误的道理),很快又被流配振州(海南三亚)并死在了那个荒凉的所在。

    武氏兄弟的一席话,毁了自己的性命前途,却也产生了一个另类的效果。高宗彻底地对皇后放了心,从此真正向她打开了权力的大门。

    李唐皇族有一个家族遗传病,从高祖开基到哀帝被害,此病一直在困扰这个家族:风疾。事实上,风疾是一个笼统的中医称谓,从中风到痛风到风湿,都有可能被称为风疾,历史上东吴大帝孙权也是因风疾而亡。但从李唐皇族的症状表现来看,他们的风疾很象是出在心脑血管方面,轻者象典型高血压,重者象偏瘫中风。现在它也缠绕上了高宗。而第一次发病,正是在贬退武氏兄弟之后不久的显庆五年农历十月。虽不至瘫痪,却也晕眩耳鸣不能视物,严重起来恨不得拿头去撞墙。而高宗此后的人生,几乎一多半时间都不得不与这种疾病为伴。

    病成这样,繁重的日常政务处理自然也就难以为继。八岁的皇太子弘去年监国是个啥光景仍然记忆犹新,外戚如长孙无忌都靠不住了又何况大臣?皇族宗亲就更是高危嫌疑。高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皇后武媚。武氏兄弟被贬,兄妹如仇敌,他完全不必担心皇后会将大权交给外戚,对于武皇后的才干,在夫妻同心铲除长孙氏的过程中已经屡有闪现,做为太子的生母,她自然是一个极佳的人选。何况只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实际上掌管军队的将领、朝中的宰臣又全是自己一手提拔栽培,只对自己这个皇帝忠心耿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高宗先是试探性地将一些事务交给皇后办理,结果武媚“处事皆称旨”,都符合高宗的意愿利益。高宗便放心地对皇后“委以政事”了。这时的武媚虽然还只是处理常务,但只能算是为皇帝分忧,并没有决策人事军政的大权。尽管如此,这些日常政务本也应是皇帝的权限,因此也足称“权与人主侔”。

    武媚虽然开始了她掌控朝政的第一步,但从真正掌握国家机器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很小的一步,她虽然得到了代天子理事的许可,真正的权力却仍然紧紧地掌握在高宗的手上。高宗仍然强烈地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希望能够有超越自己父亲太宗李世民的赫赫武功。他想到了高丽。

    文武双全的父亲一定是高宗心里的偶像兼最大压力。太宗亲征高丽虽然过程顺利,却迫于天时地利被迫撤军。而如今经过多年经营,眼看胜利在望,自己亲自去摘这个果子,岂不是现现成成地就办到了父亲没能办到的事?就在交代武皇后代理朝政的第二年(龙朔元年),高宗打起了亲征高丽的主意。为了给自己想象中的亲征造势,他还在三月洛城门大宴群臣及各邦使节,让众人观看了一场由他本人亲自谱写审定编排的军舞《一戎大定乐》。余音尚绕梁,高宗就于四月颁旨,“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而他自己,则将亲自披挂上阵,“将大军继之”。

    旨意一出,满朝文武哗然。以皇帝如今的体格,养养病统观全局,手里捏紧对皇后及将相的遥控器就很不错了,亲身犯险上前线实在匪夷所思。当年太宗皇帝年青时多么英武,亲征高丽尚且拖坏了身体,眼前的这个已经有病在身的皇帝万一在条件恶劣的半道上犯起病来,岂不是要提前让大唐王朝更新换代?怎样才能让皇帝改变主意?当然做为妻子的武皇后是最佳人选。亲征诏书下发十四天后,武后在满朝文武的期盼下抗表上谏,劝高宗收回亲征高丽的念头。——可以想象,武后上表之前,其实早已在后宫中做了足够的商议,现今上这道官样文章,不过是给老公架一条方便的下台梯子而已。

    大凡人生**功名之名,除死方休。虽然病情反复加重,很多事情都交给皇后去办,但决策的权力仍然在高宗的手里。只要精神许可,他就要事无巨细地管个遍。文坛鬼才王勃就是这样倒了霉的:王勃文名出众,麟德三年( 公元666)应制登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年方十六岁,成为最年少的官员。初入仕途的王勃意气风发,一连向高宗皇帝进了两篇好文章:《宸游东岳颂》和《乾元殿颂》,颇受高宗的好评,于是召为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当时李贤与胞弟李显(时为周王)都在孩提,闲来喜欢斗鸡取乐,王勃少年轻佻,又趁着那一时倒运的兴致,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文》,结果被高宗看到。高宗认定这是在挑拨王子之间的感情,大约看到文章后又犯了头痛,大怒之下喝道:“此乃交构之渐!”不容分说下令将王勃赶出了京城。——仅从此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高宗手里的。

    除此之外,高宗也只是把武皇后当成助手,他真正专心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皇太子李弘。由于身体不好,高宗经常去洛阳疗养,每一次都是将军国大事都交由“太子监国”,让李弘留在京城。而武皇后的人生经验提醒她,必须紧紧地跟在高宗的身边。因此,她都会陪伴高宗一齐离开长安。由于这种种原因,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武媚最大的努力方向,都是牢固自己在高宗心中的地位,不给任何其它女人效仿自己当年故技的机会。做为这一努力的现实产物,龙朔二年(公元662)六月,已经三十八岁的武媚在长安皇宫中又为高宗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也是第四子,更是高宗所有儿子中最幼的第八子。这位小皇子出生后的待遇同时表明了母亲此时的受宠程度:他被命名为“旭轮”,并于降生的当年受封为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

    虽然武媚并没能得到在权力舞台上挥洒的充分机会,然而这时的她毕竟早已经开始参与权力,领略个中滋味,与历史上大多数终其生只知后宫天地的皇后相比,武媚已经大有不同。她在这些权力生活中增长了心机,学得了雷霆手段。有手段有储备的力量,就不可能一直憋着不用。此后若干年间,深宫中发生的几起事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李义府由于在策立武后、击垮老臣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高宗和武后的宠信。虽然由于胆大妄为曾被流放过一段,却又在武皇后的关照下很快起复。等到龙朔二年,左相许圉师殉私枉法被人告发,高宗免去了他的左相职务,次年正月又任命李义府为右相,更彰显帝后对其的恩宠。然而李义府不够识趣,觉得自己很有功,皇上应该多担待,而且即使闯了祸皇后又会从中周旋,纳淳于氏一事就是好例子。于是他的胆量越发猖狂,买卖起官爵来,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他的榜样在前,李家的那帮荷花大少们更是无所不为。很快就闹得不成样子。

    物议汹汹,高宗也觉得太说不过去,就将李义府召来,非常和蔼地劝说道:“爱卿的子婿行为不谨,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别人来告诉我,我都想法子为爱卿遮掩过去了。不过再这样下去也是不妥,你也该管管他们了。”李义府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反问:“都是哪些家伙打我的小报告?”高宗道:“你只消听我说这事就行,何必冲我追问消息来消呢?”李义府见皇帝竟不合作,也横了起来,不但不为家人的过错向高宗做任何道歉,反而掉头走人,招呼也不打一个。高宗看着李义府恃宠而骄,竟做如此螃蟹状,也不禁心头火发,虽没有立即发作,却暗暗地开始准备秋后算帐了。

    李义府却对局面毫无认识,眼见皇帝这般退让,他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有个术士杜元纪告诫李义府,说李家宅第上方有不祥之气,预示牢狱之灾(好准卦),需要在宅中囤积二十万缗现钱才能趋吉避凶。李义府信之不疑,要钱的手更是到处乱伸。最后竟将主意打到了长孙家族的头顶上,收了长孙无忌之孙长孙延七百缗钱,将其任命为延司津监。

    长孙家族的这一异常动向立即被人告发。高宗之怒可想而知。李义府卖官倒还不全在他心上,竟敢卖给长孙家才真是罪大恶极。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义府在他当上右相的第四个月,被高宗革职下狱。很快就雷厉风行地定案:李义府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子李津流放振州(今海南三亚),其它诸子诸婿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这一次流放,李义府再也没有得到来自武皇后的袒护,三年后大赦天下,圣旨都没忘了加上一句“惟长流人不听还”,硬是将他排除在外。听到这个消息的李义府完全绝了望,当年就死在了那个近乎荒凉的流放地。

    李义府忘记了一句话,“疏不间亲”。虽然武皇后感激他的首策之功,但她与皇帝毕竟是夫妻,在皇帝没有真正动气的情况下,皇后会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功臣周旋,但如果真惹毛了皇帝,皇后却是绝不会为保一名亲信而丢掉自己丈夫的欢心的。

    李义府被贬的第二年,又有一名宰相犯下了“疏不间亲”的大错。而这一次的错误犯得更严重,以致于该宰相为此付出了父子双双殒命的代价。这位宰相就是上官仪。

    龙朔二年的八月,高宗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十月,上官仪也被高宗任命为同东西台三品。很明显,许敬宗策立武后有功,又是太子少师,绝对是会偏向皇后的。与之相比,上官仪则完全听命于高宗。这也应该正是高宗的目的:监国的太子年幼,亲近太子的大臣不免倒向太子之母,而这样的人事安排,总的来说,使这时的唐王朝诸相,无论各自偏向哪一方,力量对比之后仍然使皇帝的权力毫不动摇。然而随着左相许圉师被贬、完全倒向武皇后的李义府荣升右相,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不用想都知道,上官仪置身于许敬宗和李义府之间是个什么光景。谁知就在龙朔三年李义府就垮了台,而由于此一事件的发生,帝后之间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裂痕。高宗开始觉得皇后不如从前那般柔顺,心里颇忿然。这情形自然也看在周围人的眼里。于是事情就发生了。

    有个叫郭行真的道士曾经出入宫禁,据说他法术高强,还曾经为武皇后效命,施行过厌胜之术。结果就被宦官王伏胜给告发到了高宗面前。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过郭行真的厌胜术是针对何人何事所施,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应该也并不要紧。但是无论如何,此术在历代皇宫都是绝对的禁忌,高宗闻讯后也果然大怒,决定要给皇后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秘密召来了上官仪,与他商议处理方案。上官仪趁机进言道:“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高宗也觉得言之有理,就让上官仪当场草拟废后诏。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殿内外的宫人宦官们听了个满怀。眼看皇后将要被废,众人都是大惊失色,飞快地跑着去给武皇后报讯。

    武媚做昭仪时,就在后宫中广结善缘,宫女宦官多在她的笼络中,并多次为她提供王皇后萧淑妃等人的不当言行;如今她做了皇后,回想王皇后前尘,当然更要将此一网络继续发扬光大并让它仍为自己服务。以武媚的本意,恐怕只不过是想随时掌握皇帝的去向,避免“武媚第二”出现,万万没有料到如今竟有意外收获,宫人带给自己的居然是这样一条天大的情报。

    又惊又怒的武皇后立即赶往现场,果然及时“人赃俱获”:废后诏的草稿还没来得及送往中书省,尚在皇帝的书桌上。俗语说“见面三分情”,高宗当年与王皇后未育儿女,恩情有限,又对其杀女之事深信不疑,在王氏被废后还不免要眷念旧情,何况如今面对儿女成群恩爱殊深的武皇后?眼看武后涕泪交流地为自己辩解,高宗又羞又愧,哪里还忍心说个不字?不但立即后悔起来,还迅速重拾恩爱,自动消弭了心中对武后的嫌隙。

    床头打架床尾和。帝后间夫妻恩爱重燃,上官仪立马就成了“外人”。高宗见皇后哭哭啼啼不是好光景,唯恐老婆日后追究责任,说自己没有情义,到时阃政猛于虎可不是那么好受的。于是眼珠子一转,把上官仪甩了出来当替罪羊哄老婆道:“我哪里舍得废了你呢?这全是上官仪的主意,是他教我这么做的,我不过是一时糊涂。”

    上官仪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堂堂的天朝上国之君,居然会当场翻供。——其实他也应该想得通:自己虽是宰相,对皇帝来说也只不过就是一个臣下仆从,皇后却是皇帝的妻子、太子的生母,拿一个奴仆的性命去讨好老婆,解脱自己,实在也不足为奇。上官仪这也算是为皇帝效了忠了。

    高宗的责任推卸得十分干净,武后当然也不能跟老公一直过意不去,于是满腔的怨恨怒火就都转向了上官仪。在调查废后事件的过程中,武后迅速发现了上官仪和王伏胜有一个同样的履历:贞观末永徽初,高宗长子、废太子李忠封陈王,上官仪时任陈王府咨议,王伏胜同时为陈王府内侍。武后立即将上官仪和王伏胜的履历联想在了一起,又联想到了一直偷偷追悼柳奭与韩瑗,有“窥伺太子位”嫌疑的废太子李忠。历代宫廷事件使世人都知道一件事:皇后一旦被废,出自她腹中的皇太子的地位就会随之不保。上官仪身为宰相又岂有不知之理?在帝后生嫌隙的时候他不对皇帝劝阻以保太子,反而如此主动地提议废后;王伏胜在整个后宫(连皇帝左右在内)都忠于皇后(当然也包括皇后亲生儿女)的时候,偏偏要反其道行之告发皇后,其用意何在?(实话说,这联想还是很站得住脚的)。

    联想的最后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龙朔三年十二月,许敬宗向高宗举报,说上官仪、王伏胜暗中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