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他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才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

    崇祯帝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起义军，一是讨伐，一是招降。讨伐是军事行动，但**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民间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勤政无功，反贪可笑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经常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他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他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他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他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帝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抨。

    崇祯帝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帝的这种节俭，有时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但同当时“竭泽而渔”的沉重税收相比，皇帝个人的这些小节约对人民生活毫无帮助，甚至还是有害的。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帝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帝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不入国库，甚至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也不肯拿出来，可以说是要钱不要命，吝啬到极点。但他却大谈节俭，要求所有官员都廉洁，真是迂阔可笑。

    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帝时指出，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而他还不喜欢交际，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帝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韩一良哪敢触众怒？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帝不高兴了，限他五日内奏明。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帝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责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帝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帝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要钱要面子不要命

    崇祯帝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可老百姓已经榨干了，怎么办？无可奈何之下，崇祯帝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募捐。

    崇祯十二年91639），崇祯帝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死活不肯出，最后耍开了无赖，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都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崇祯帝怒不可遏，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帝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帝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40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崇祯十六年（1643），发展壮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百万大军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无计可施的崇祯帝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崇祯帝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帝严峻的责骂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帝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帝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崇祯帝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真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帝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出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

    在万般无奈之中，崇祯帝又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10万两，起个表率作用。周奎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最后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帝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千，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帝要求的数额。

    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帝内帑的五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二千两反倒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

    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王永柞、曹化淳则捐金三万至五万。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严刑拷打王之心，追出15万两白银，其家藏金银器物亦均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后，现银就有52万，家中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

    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就这样，本次靖国募捐最终募集到了一笔巨款：20万两。

    这笔“巨款”作军费实在没办法看，所以崇祯帝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了京城守军，吴三桂返京护卫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钱不出钱，崇祯帝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只好作罢。

    当李自成的大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到达北京时，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防卫部队，马上叛变。在宣府（今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太监杜勋，告诉城上的太监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

    四月二十三日，起义军在隆隆的炮声中对北京全城发起攻击，只一夜之间，北京外城就被攻破。李自成决定给崇祯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投降义军的太监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崇祯帝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将其一把推倒。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也不了了之。

    众叛亲离吊死煤山

    次日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占领了北京南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帝，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在与16岁的太子、11岁的永王、9岁的定王哭别后，让他们化装成平民，逃出紫禁城。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朱由检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朱由忙又召来15岁的长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长公主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过去。朱由检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张皇后自尽。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

    但朱由检自己并不想死，在昏暗的夜色中，他带着一批太监冲出宫门，想逃出北京城。逃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太监用乱箭阻止他逃走。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公爵朱纯臣，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却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得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太监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起义军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只得重返宫中。如果想逃，也该早几天做决定，朱由检优柔寡断的性格再次暴露无疑。

    凌晨，崇祯帝登上钟楼，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众叛亲离的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一起溜出紫禁城，登上了后面的煤山(今景山)。崇祯帝叹了口气，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恨恨地上吊自杀，时年34岁。他死时，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他，吊死在他的对面。不知道临死前，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三天后，人们在寿皇亭发现了崇祯帝的尸体。只见崇祯帝乱发覆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带上书写了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三层意思，一是“诸臣之误朕”，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有推卸责任之嫌；二是“无面目见祖宗”，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临死还把自己打扮成爱民的仁君，可他对民众抽的税，比任何一个明朝皇帝都重。“死要面子”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有人不忍目睹他的惨状，将他葬在了3个月前死去的田贵妃墓中，后来又迁移到现在的思陵。

    虚待斋曰

    纵观朱由检的一生，他17岁当皇帝，当了17年，死时年仅34岁，人生刚好分成两截，而这两截是有必然联系的。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渐渐养成了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往往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

    一个皇帝如果低智商，如西晋惠帝，当然要亡国。如果智商不低，但是不通政治，没有治理国家的起码素质，如胡亥，当然也要亡国。如果智商不抵，素质也有，甚至能力还颇强，但是性格中有作为帝王的致命弱点，如王莽，如杨广，那也还是要亡国。朱由检成为亡国之君，固然是历史趋势使然，但也有其性格因素。他只是同杨广完全相反，杨广荒于朝政，四处巡游，而他却勤民听政，旰衣宵食；杨广穷奢极欲，铺张浪费，他却艰苦朴素，乃至于吝啬；杨广穷兵黩武，到处惹事，他只希求苟安，长年救火……但他的性格弱点作为帝王来说同样是致命的，首先是多疑擅杀，薄情寡恩，导致臣子们无所适从，离心离德。他性子很急，急于求成，根本不切实际，导致官员动辄得咎，脑袋随时可能搬家，根本没法干好工作。他爱面子，不是像杨广那样讲排场，而是死也放不下皇帝的架子，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还不肯谈判求和，似乎面子比命还重要。身为皇帝，居然在最后的危急关头，还不肯拿出私房钱来救国家，似乎私房钱比江山社稷还重要，比命还真重要，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总之，他是一个颇为神经质的皇帝，最后逃命之时居然连北京城的任何一座城门都叫不开，可见众叛亲离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他弄到国破家亡，其实并没有多少值得同情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