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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献帝刘协:苟全性命于乱世(2/2)

,抵达大阳,这时天已大亮了。董承到民间搜寻车马,毫无所得。只找到一辆牛车,载着献帝,其余的人步行相随,赶到安邑。

    河内太守张杨、河东太守王邑前来接驾。献帝拜张杨为安国将军,王邑为列侯,军中的一些将领也纷纷求官,以至于刻的印章都供应不上,只好用锥子在石头上画字。献帝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窗门不能关闭,群臣议事,就借茅舍作为朝堂,士兵们趴在篱笆上观看,相互拥挤取笑。  转眼到了第二年年初,改年号为建安(196)。这一年的七月,献帝回到洛阳。宫殿还没有修成,暂时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府第中,作为行宫。不久迁居杨安殿。献帝安顿下来后,大肆行赏功臣。只是好端端的洛阳城被董卓一把火烧掉,短时间内不能修复,除了杨安殿以外,四处瓦砾成堆,荆榛满目。百官无处安身,只得暂时栖身于破壁断垣中。城中没有粮食吃,献帝派人向州郡征求,十无一应。自尚书郎以下的官员亲自出城去采野谷子充饥,有的甚至朝不保夕,往往饿死。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刘协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他,谁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发号施令。这个道理虽然简单,真正明白的人却不多,袁绍就不懂。

    建安元年(196),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偏偏不听,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可见袁绍根本不是个政治家,虽然空有雄兵猛将,却不懂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最后难免失败。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191),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192),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2顶,丝线10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2箱,稗枣2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的迎接由于董承等人的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衣带诏

    曹操的专权行为,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汉献帝先是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在建安四年(199)任命董承为车骑将军,后来准备除掉曹操,恢复皇权。他用鲜血写成了一封诏书,秘密地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备等谋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春(200),密谋泄露,刘备先前已借故出走,得免于难。几员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均被处斩,夷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这时已怀有身孕,献帝极力保护,最后也未能幸免。曹操借此杀了一大批忠于献帝的臣子,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

    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北方大片土地。此后,曹操相继占领北方州郡,到建安十二年(207),降服乌桓,基本统一了北方。次年(208)六月,曹操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封为丞相。七月,曹操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董贵人被曹操害死后,伏皇后内心不安,她写信给她的哥哥伏完,历数曹操罪恶,请伏完寻找机会,除掉曹操。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他哥哥伏完的信被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地献给曹操。曹操勃然大怒,进宫胁迫献帝废去伏皇后。献帝犹豫不忍。曹操不等献帝许可,便让尚书令华歆起草废后的诏书,逼献帝盖印。伏皇后得到诏书,正想搬出后宫,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是华歆带人来搜捕皇后。伏皇后吓得躲进宫中的夹墙里,被华歆发现。华歆揪住伏皇后的头发,将她拖到外殿。献帝正在外殿和御史大夫郗虑坐着,见伏皇后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情形十分悲惨,不禁泪流满面。伏皇后对献帝哭泣说:“真的就不能活命了吗?”献帝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华歆不由分说,将伏皇后拉走,关在监狱里,幽闭而死。伏皇后生的两个儿子被毒死,伏氏家族受株连被处死的有100多人。建安二十年(215)正月,曹操立他的第二个女儿曹节为皇后。

    禅位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自己就可亲政,于是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其实这早已是个美丽的不可实现的梦想。还在曹操活着的时候,孙权曾劝曹操称帝,曹操还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一边把孙权的上书传给大家看,在炫耀中也表明了一种心迹,他是在做着舆论上的准备,也是让群臣们做着心理上的准备。果然,侍中陈群立即回应,称“汉祚已终”,劝曹操“宜正大统”。而曹操则早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如果天命如此,那么就让我做周文王吧!”

    曹丕对父亲的旨意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因此曹操死后不久,他就让手下的人捏造出种种祥瑞来,说汉代的气数已尽,将由魏来代替。曹丕还命华歆等人先行到许都,胁迫献帝让位。

    华歆进宫后说明来意,献帝吃了一惊,不禁流下泪来,还在犹豫,忽然外面涌进许多全副武装的兵士。献帝慌忙起身,转身向宫内走。华歆等人追赶。到了中宫,曹皇后闻声而出,见献帝慌慌张张,忙问出了什么事,献帝哭泣着说:“你的哥哥要夺走我的帝位呢!”曹皇后一听,不禁竖起柳眉,她绕过献帝,拦住华歆等人,开口就骂:“你们贪图富贵,胆敢谋反。试想我的父亲功盖寰宇,尚且始终事奉汉朝为臣,我的哥哥继立魏王才几天,就想夺取皇位,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定是你们这些人怂恿他干的!”因为曹皇后是曹丕的亲妹妹,华歆等人也不敢怎么样,只得暂时退却。

    过了几天,听说曹丕马上就要到许都了,华歆等人会合群臣,请献帝出殿,献帝迫不得已,只好勉强出来。华歆已经起草好了退位的诏书,逼迫献帝颁布。献帝含糊答应,派御史大夫张音将诏书送给曹丕。曹丕正在曲蠡,得到诏书,心中大喜,但表面上不肯接受,上表推辞。张音回来报告,华歆等人连忙致书劝曹丕登位,一面胁迫献帝交出玉玺。献帝流着泪,对他说:“玉玺由皇后收藏,不在朕身边。”华歆去向曹皇后索要玉玺,曹皇后不肯给。华歆将此事报告曹丕。曹丕派曹洪、曹休领兵入宫,夺取玉玺。曹皇后把玉玺甩到窗外,边哭边说:“上天将不保佑你!”曹洪得到玉玺,仍旧派张音将玉玺连同第二道诏书一起给曹丕送去。曹丕得到玉玺和诏书,还不肯接受,再让张音将玉玺退回。不得已,献帝只好第三次下诏,曹丕这才答应了。

    十月,汉献帝告祭祖庙,使张音奏玺绶诏册,禅位于曹丕。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禅坛,接受玉玺,即皇帝位。随即进入许都,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为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废献帝为山阳公,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勒令搬出宫去,但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算是另眼看待。汉献帝做了大半辈子的傀儡,到最后也没有摆脱被取代的命运。

    14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234),献帝死去,终年54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

    虚待斋曰

    在东汉后期的几个皇帝中,汉献帝刘协的聪明睿智,是别的皇帝不能比的。他从小就失去母亲,由董太后养大,对宫廷中的刀光剑影你争我夺,比别的皇子龙孙要懂得早,懂得多,自然也要出人头地一些。在逃难之中遇到大军阀董卓,能够从容应对,不失皇家威严,就显露了少年老成的性格,那时候他才9岁,难怪董卓引以为奇,觉得他才是真命天子。

    14那年,长安闹饥荒,他下令开仓济民,官员假公济私,克扣救灾粮,他能够认真查找出真相,惩治贪官,使粮食真正发放到百姓手中,救活了不少人的命,不能不说是做了件好事。在这么小的年龄,能有如此作为,是很不简单的。

    后来他走上逃亡之路,被李傕、郭汜追赶,有人建议他脱离大部队单独跑,他却说百官无罪,不能丢下他们只顾自己,也显示出了仁君的风范。一路上惶惶若丧家之犬,这在历代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只有南宋开国皇帝赵构被金兵追赶,和南宋的两个末代小皇帝被元军追赶,有些近似之处。

    说起曹操父子,对汉献帝还是够意思的。出了“衣带诏”这样的事,曹操也没有把汉献帝怎样,还是保全了他的性命。曹丕称帝之后,也没有加害他,一直让他颐养天年,最后寿终正寝,这样还算美好的结局,在末代皇帝中是很罕见的。

    对于“衣带诏”,我总是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性。以汉献帝这样的聪明人,难道会不明白什么血书、衣带诏都是根本没用的,居然拼着性命去弄?他找的那几个人,董承、刘备之流,手上都没兵,联系还颇为松散,怎么能成事呢?说《三国志》是正史,其实同《三国演义》相比,没准儿作者的想象力更丰富呢。陈寿是个个体作家,自由撰稿人,没有政府支持,也无任何资助,要是不凭丰富的想象力,如何能写成一部正史?其实任何史书同真实的历史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可以相信一半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