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何代无之？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