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参加三次会试，每次排名都在孙山以外，终生引以为憾。但是，道光十八年，他和湘潭举人欧阳兆熊结伴同行、赴京赶考途中，却发生了两件趣事。

    舟过洞庭，二人下船参拜湖神庙，上香行礼毕，看着浩浩汤汤的八百里洞庭，左宗棠文思大作，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这副对联气魄很大，文艺理论专家通常将之归类到“伟人体”。当然，倘若作者日後没有建立相应的事功，那就当作“伪体”，禁止进入文学史；或者，作者当时并没写下这么一些诗文，功成名就以後，再行补作（请枪手亦可），也能胡乱算作“伟人体”。三十多年後，左宗棠以“书生”领兵，远征西北，“管领”之地远迈“重湖八百”；坐言起行，文质交辉，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留下大名的“过客”之一，终于证明牛皮不是吹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第二天，他又创作了一篇“伟人体”，事情就有点蹊跷。他给老婆写信，称：舟过洞庭，碰到一群悍匪，一干人众失魂夺魄，眼看就要舟覆人亡。千钧一髪之时，自己挺身而出，虽无羽扇纶巾，却也“谈笑却之”，很有诸葛孔明先生当日的风采。云云。

    欧阳兆熊恰在边上，瞄到这一段故事，不禁大惑：二人同舟数日，一路上风平浪静，哪里来的悍匪？但又不敢冐然置疑，故先向左家仆人打听。仆人一听，嘴角撇了撇，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