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惑于皮毛而忽略骨架。郭公却不同，他是用经邦济世者的目光，将中国和泰西作出全面比较，然后将泰西的富强归结于政教，归结于西学，这才叫溯本穷源。这也正是晚生壅积于胸，早想说而不敢的。”

    李鸿章冷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敢呢，是因为有所惧而不敢。我记得你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你所说的只是取洋人的‘器数之学’，目的还是要保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可他这里却说洋人富强源于政教，源于西学，中华反不如也。那两千年圣圣相承的孔孟只好不要了；普天下士子改学声光化电之学，将造蒸汽机的瓦特、造火车的史蒂文森搬到文庙供起，那样的话，岂不说李兰荪门下一班人会跳起来，就是我辈又有什么想头？”

    听中堂如此一说，薛福成不由噤声了——李兰荪门下的人，还有中堂自己这功名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死啃八股得来的。就是自己这候补知府衔的官儿，也是靠的诗文子曰哩，若推崇西学，大家开口A、B、C，自己这桐城派后起之秀、享誉文坛的“曾门四子”会赢不得上海滩一小瘪三……

    中堂见他赧然有认错之意，不由又叹了一口气说：“当然，筠仙所记一些见闻于办洋务之人不无借鉴，但何必如此说？岂不知古人所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薛福成至此，不敢再为日记说好了，李鸿章却忧心忡忡地说：“筠仙确有些呆气，我看他与副使刘云生只怕也生了嫌隙，合不到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