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只仪式的同时，也沿用了“飨以牛酒”的传统习俗。但是明朝的时候，招待外国贡使，非常实在，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这种“飨以牛酒”，却完全是象征性的了。

    “飨以牛酒”，从名义上讲，是海关监督代表皇上，“御赐”给外夷的礼物。正是因为这是“御赐”之物，所以要把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搞得花团锦簇，隆重热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揽，你外邦小国到我天朝上国来朝贡，哪怕只是用朝贡的名义，来做生意，大赚其钱，一律都管吃管住；甚至回程的路上，吃的东西也全部给你准备好。可谓天朝之关怀，无微不至。

    雍正十年，虽然也用皇上的名义，给洋人送牛酒，但是两头牛，几瓶酒，不够大船上百十号人吃一二天的，所以送礼只是一个象征意义。操办牛酒的，却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供应的买办，八成是黄埔买办。黄埔买办事先操办这些牛酒、鲜花，可能还有甜饼，等海关监督和衙门一干人等到来，让他们以皇上的名义，送给外洋船上的洋人。这些费用，应该是官府出的，也就是日后到官府报销的意思。

    但是中间过手的家人或者胥役，经常要占这些买办的便宜，甚至完全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法兰西国外洋船的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告状，说是自从李永标在乾隆十六年当上海关监督以后，他的家人和书办，从来也没有给操办牛酒的买办或者通译报销过这笔牛酒的费用。因为买办不敢得罪家人和书办，所以只好抬高供应品的价格，再从洋人身上捞回来。雍正十年，家人和书办的贪墨情况也比较严重，但是至少这项费用，还是官府出的。

    雍正十年，这象征性的“牛酒”，价值不过是三四十两纹银，却给外洋船的大班们下了一个套子。按前明贡市之例，粤海关初建之时，这丈量船只的第三项程序，就是外洋船回赠礼物。比如康熙四十六年，总督奏报皇上，从外洋船收到的礼物为：一箱洋酒，一箱烟草，还有一些药，大概是金鸡纳霜之类。所以清朝前期，这种互送礼物，基本是对等的关系，价值对等；同时也是因为皇上送的“牛酒”，所以洋人送的礼物，也是快马直接送往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起，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到港广州的外洋船大增；海关监督大人，他的家人、书办、胥役等等，开始大大地敲起了洋人的竹杠。任何一桩事情，没有红包，根本办不成。大概是洋竹杠敲起来的时候比较爽，所以越敲越起劲，到后来，几乎是敲得一塌糊涂。收取贿赂，成了明文。洋人毕竟是远道而来，对于官府之水的深浅，丝毫不知根底，同样受害的行商、通译和买办，却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能员杨文乾，干脆把各种名义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固定税，名曰“规礼”，计纹银一千九百五十两，一律上缴粤海关。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对瑞典船的故事也大有影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但是自雍正四年以来，因为有了“规礼”这个名堂，所以丈量船只仪式上，这第三项活动，也就不再成为规矩。愿意送礼更好，不愿送礼也悉听尊便。反正送了礼，也是要给皇上送去的，不能进自己的腰包。

    三项活动变成了两项，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时间就更短了。雍正十年西历九月十一日，海关监督的家人和书办、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蓝旗国的外洋船后，又到另一条外洋船上，再去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下船的时候，蓝旗国的船上，又是炮声隆隆，欢送这些衙门的大老爷们下船。奇怪的是，这些人听到炮声以后，又返回到船上，对蓝旗国的洋人说，他们不喜欢放炮，希望他们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只仪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怀远柔夷”，本来是越热闹越好的事情，向来的操作，也是如此。坎贝尔等人一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肯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他们当然不能理解，此时的粤海关，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风暴。海关监督大人不能参加仪式，包括命运和主人息息相关的家人不喜欢放炮，都和这场风暴有关。

    对于蓝旗国的洋人来说，包括另一条举行丈量仪式的外洋船，或许是红毛国，或许是港脚船，丈量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贸易了。这一点，意义匪浅，毕竟洋人们到广州是来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朝贡或者考察异域风情的。蓝旗国的外洋船首次来广州，几天之内，就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这些重大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非常快捷和顺利。从前后到港的外洋船看，这样的速度，几乎是奇迹。

    这种快速高效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祖秉圭领导下的粤海关对夷务十分熟稔，衙门的办事作风，也算不错。祖秉圭当海关监督已有数年，想来经验也有不少。虽然他大大地贪污了海关的税银，但是领导才能，估计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蓝旗国也算是找对了人，因为这个保商陈汀观，的确是十分干练。这样，在丈量完船只以后，坎贝尔等人立即和陈汀观一起回到广州，开始贸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