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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朝选秀第一节 身世谜团(2/2)

”,至今保存完好。

    2、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衙后院保留有“慈禧太后书房院”。慈禧小时候被卖给潞安知府做使女,后被知府夫人收为养女,并在府署后院设书房供其读书。这座书房至今基本完好。民国元年、二十七年,均有人在该院内见过绿漆刻写的“慈禧太后书房院”木牌。

    3、长治县西坡、上秦两村及附近村庄,关于慈禧是本地人的说法百余年来世代相传。据调查,西坡、上秦两村700多户、3000多人,有口皆碑,都说慈禧是本村人。西坡、上秦两村附近各村年纪较大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写成书面材料的有150余人。即使在“阶级斗争”最严酷的文革期间,当地人仍坚持此种说法。

    4、现存五件证明慈禧是长治人的实物。一是西坡村王培英家保存的“家谱”。内有慈禧乳名及“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等记载。二是上秦村宋六则家发现的慈禧寄给宋家的信(残片)。据考证,该信为他人代笔,但从熟知宫中情况看,确为宫中人所写。信中谈到慈禧本姓宋,后来进宫当了皇太后。从残信可知慈禧与宋家有信件往来,曾与宋家人见过面,捎过银钱。信封所写“宋禧余”是慈禧养父宋四元的亲侄、慈禧的堂兄。三是宋六则家祖传、光绪年间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四是宋六则堂弟宋德文家保存、宣统年间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上秦村宋家存有清廷所制帝后宗祀谱,表明其时属皇亲国戚。五是慈禧寄给长治宋家本人的照片。

    5、慈禧生活习惯与言行有出身山西的蛛丝马迹。首先,慈禧爱吃山西食品:慈禧晚年吃的干鲜水果均来自山西人在北京经营的干鲜水果行。慈禧爱吃长治百姓日常所食的窝窝头、小米粥、“团子”。不吸关东烟,吸长治人爱吸的水烟。其次,慈禧善唱山西民歌,爱看长治地方戏上党梆子。咸丰帝曾问慈禧:为何擅山西民歌却不会满族歌曲。她说:因幼年随父在潞安府长大,故熟悉当地民歌。其次,慈禧信任山西、长治人,曾任用山西人杨殿栋及长治人原殿鳌做御前侍卫(原殿鳌之女、八十九岁的原玉喜口述),曾用长治小常村陈四孩做御厨(陈四孩之孙、八十一岁的陈臭狗口述),曾用长治七里坡村韩印则的二老奶奶做奶妈(韩印则口述)。再次,慈禧关心长治、照顾长治同乡及地方官。慈禧曾往长治避暑,暗示潞安知府在长治建一颐和园式的园林,并亲自以“颐和园”的谐音为其起名“义合源”,并曾计划将潞安府改建成“中京”(长治鹿家庄村八十六岁的秦氏口述)。最后,慈禧对汉官和汉民多方关照。她掌权后重用汉官,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汉官当了总督、巡抚、提督,掌握了清朝实权。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高阳在《慈禧全传》中所写:“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15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10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从前军机上一直是三满两汉,如今一满三汉”等。

    6、一些史料及研究论著中有相同记载或说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内务府《差务杂录》存有慈禧祭奠惠征夫妇的档案,其中慈禧称惠征夫妇为“先考惠二太爷”、“先妣惠二老太太”,表明惠征夫妇不是她的生身父母。《中国历代皇帝》、《中国近代史新编》说慈禧生于山西。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所着《清宫琐记》说慈禧“生于潞安府衙西花厅”,潞安府就是长治。高阳《慈禧前传》说慈禧“只认识汉字,不认识满文”。给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撰《慈禧写照记》说,“外间传述,谓慈禧家世极为微贱,初仅为他家使女,厥后始选入大内,登宝位焉”。等等。

    “山西说”的关键之一,是惠征有无可能在山西买长治上秦村“宋龄娥”为婢,后又收为养女。按“山西说”,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1835年2月);四岁从出生地西坡村卖给上秦村第一个养父宋四元,由“王小慊”改名“宋龄娥”;十二岁又以“宋龄娥”被卖给潞安府知府,那一年应该是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但从惠征履历看,他一直任京官,没有做过潞安府知府。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四月始外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比“宋龄娥”卖到潞安府的时间晚了两年。但据史家考证,慈禧家与山西有关的人物还有一个,即慈禧的外祖父、归化城副都统惠显。然而,归化副都统也好,归绥道道员也好,均在雁北,长治却在晋南。归化与长治有什么关系?有无可能是惠征夫人住娘家时买的“宋龄娥”呢?或者如有人推测的那样,“宋龄娥”是被卖给了一个知府或知县,又由他们送给了道台惠征。至于为什么要收养女,恐怕“宋龄娥”脚心长有贵痣之说不大靠得住。有可能是,惠征原有爱女(慈禧之妹),买“宋龄娥”是为顶替己女参加选秀。而“山西说”另一个关键,证明上秦村宋家是皇亲国戚的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在京城及别处并未见到相同之物。

    但不管“北京说”还是“山西说”,慈禧均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入宫。其父惠征则于咸丰二年二月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咸丰三年六月,当惠征因临阵脱逃被开缺病死镇江时,慈禧是紫禁城中咸丰帝身边的兰贵人。扶灵归乡、家贫无以为生之事,当属子虚乌有。

    一位晚清史学家描绘道: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是慈禧父亲惠征春风得意的一年。这年二月,他被道光帝圈定为京察一等,受到陛见。闰四月初,升任吏部郎中兼工部宝源局监督,紧接着又外放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元年(1851年),慈禧入宫候选秀女时,惠征尚在归绥道任上。咸丰二年二月,惠征奉调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这是一个鱼米之乡,事务虽较归绥道繁杂,却是个地道的肥缺。圣旨到达之际,惠征全家正为慈禧接受新皇帝的选美而大肆张罗。结果,慈禧被选中,封为兰贵人,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这对惠征来说,可谓是喜上加喜。送走宝贝女儿,他才携眷兴冲冲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走马上任。而此时的慈禧早已身在绿阴掩映、雕梁画栋的储秀宫了。慈禧非但没有“生长南中”,而且一生中根本没有去过南方。至于刚当上咸丰帝岳丈、春风得意的四品大员惠征,又何必非要和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吴棠“义结金兰”呢?这些显然也是空穴来风了。